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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近现代史话》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

2010年,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目   录

引言:从衰落到复兴        2
第一章   “末法时期”名人谈中医        5
俞樾因爱成恨废中医否中药        7
章太炎提倡国学否定五行        11
鲁迅当年隐姓埋名骂中医        18
余云岫“医学革命”灭中医        30
梁启超傅斯年等人瞧不起中医        43
章次公“难得高士”也挨批        58
朱良春因病得救传承中医        67
第二章、        毛泽东系列措施救中医        73
余云岫“寿终正寝”真幸运        73
毛泽东撤职两位副部长惊天下        80
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学西”        90
中医进医院“袖里春秋”大家看        99
成立中医研究院科学殿堂说中医        105
成立中医学院优秀人才滚滚来        113
第三章   卫生部表彰中医研究成果        119
郭可明治乙脑意义重大        119
气功兴衰沉浮值得深思        127
痔瘘牵扯着悠久的历史        136
腹水草改写“无奈小虫何”        140
卫生部未能表彰的众多成果        145
第四章、中西医结合的成果举隅        153
针刺麻醉的时代意义        153
中药研究的成就与困惑        158
急腹症研究领域广阔        171
小夹板治疗骨折的成就        174
宫外孕治疗前景广阔        176
活血化瘀研究获国家大奖        179
第五章、        中医走出困境,奔向世界        182
结束文革成立中医管理局        182
针灸带领中医走遍全球        187
艾滋病防治挑战“鸡尾酒疗法”        190
中医战SRAS震惊世卫专家        194
中医的复兴与复杂性科学研究        19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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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医,应用中医,研究中医,发展中医。
《中医近现代史话》曹东义河北省中医药科学院2010年,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目 录引言:从衰落到复兴        2第一 ...
引用 1# | 曹东义 发表于 2015-11-14 06:13 PM


引言:从衰落到复兴
中医学有过辉煌的几千年历史,也有过近代长达百年的衰落。衰落的原因,主要是在外部还原论的科学观、机械论的技术观、新旧取代价值观的挤压下,中医界内部发生自我改造而逐渐形成的。
历史进程到了近代,在中医按照自身规律不断发展的时候,西方医学逐渐东传,来到了中医曾经一统天下的中国。在京城行医40余年的王清任,不知是否听到了西方医学长于解剖的消息,但是他开始为祖先的解剖内容进行纠错。1830年《医林改错》出版之后,中医界信心大失。由此走上了自我改造的道路,也是一个逐渐衰退的开始。
汇通医家主张汇通中西医知识,希望熔中西医知识于一炉,愿望虽然很好,效果却事与愿违,中医很快就出现了“失去自我”的尴尬局面。
崇尚西学的精英们批判中医理论,ZF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排挤、打压、歧视中医,甚至利用行政措施,积极推行取消中医的政策。这种不良思潮,直到建国之后的很长时间里,还影响着行政领导的思想、政策。
在求生存的过程之中,中医界为了摆脱被人指责为陈旧、保守,主动打出“科学化”的招牌,希望融汇新知。中西医结合是建国后很美好的一个梦想,很多人为此奋斗终身,临床成就不少,而理论创新仍然难求。因此,很多人把中医的衰退归罪于中西医结合,这是方法论还受制于还原论时代难于避免的事情。
痛定思痛,中医在近现代走过的道路,是艰难与曲折的,某些时期的经历,甚至可以说是屈辱与悲壮的,就像和氏璧被当作石头一样。邓铁涛先生说,中医这个“当代的和氏”,不为自己先后被砍去左足和右足而悲哀,而是为宝玉被当作石头所痛苦。
关注中医近现代的命运,不仅是必要的回顾与总结,而且关系到将来的复兴之路。
邓铁涛教授在2003年2月17日的《中国中医药报》上,发表了《正确认识中医》的论文,其中提到:“中医药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但真正认识中医药学的真正价值,对于世人来说,对于医学界,甚至对一些中医来说,却不容易!”2006年笔者主编50万字的《中医群英战SARS》(中医古籍出版社)时,邓老题词:“中医药学历经突发的SARS之战后,世人开始正确认识中医”。可见他对于世人“正确认识中医”一事,有着一般人难于理解的苦心,怀着殷切的期望。
2006年不断升级的反中医事件过后不久,我撰写了《捍卫中医》(2007年6月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寄给邓老,记载这股思潮的来龙去脉。邓铁涛先生于2006年11月初提议我写一本“中医与民族虚无主义斗争简史”,并寄来了他主编的《中医近代史》和《中医近代史论文集》作参考。在我刚阅读有关资料的时候,远在美国芝加哥的舒天先生,展转通过科技部贾谦先生找到我,希望我写一本建国以来中医药发展的书,而且要尽快交稿。于是我就写成了《关注中医》,并在2007年下半年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关注中医》出版之后,先后得到邓铁涛先生、朱良春先生、路志正先生等中医前辈的鼓励与肯定,也得到了河北医科大学李恩教授、副校长段惠军教授等中西医结合、西医专家的肯定。段教授还鼓励说,他已经向多位西医专家推荐,让他们读读这本书,以便了解中医在近代走过的艰难道路和取得的成就。当然,也听到一些批评的声音,山东中医药大学张效霞博士为我写的这两本书,以及《回归中医》一起撰写评论,刊登在《中国中医药报》上进行推荐。虽然褒奖有加,但是对于我在《关注中医》中所说“中西医结合功不可没”,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我关注中西医结合太过,而对于中医的关注有些不足。批评是中肯的,也是深刻的。同时,我也见到了在本书前后新出版的同类著作,比如《第三只眼看中医》《中医劫》《无知与偏见》《挽救中医》《爱上中医》等等,可以说是在2006年反中医思潮前后,涌现的一批新思维的中医书籍。傅景华先生的《捍卫中医》、张效霞博士的《回归中医》,尽管与我写的两本新书同名,但是内容各异,足资借鉴。他们的作品之中,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应该在将来进行改版的时候,吸收他们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写成一本内容更充实的著作,更好地完成邓铁涛先生的嘱托,把中医在近现代所经历的种种艰难曲折,所取得的学术进步一一道来,并把我对于中医未来的展望与期待和盘托出,奉献给广大读者。
因此,自2008年起,我着手准备《中医近代史话》的撰写工作。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因为接受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之邀,准备编写《走近中医大家路志正》,得以多次采访路志正先生。因此在最早“走近路老”同时,看到他收藏的一些珍贵资料,比如《中医临床经验资料汇编》,这是1956年由卫生部编写的。路老1952年进卫生部工作,前后在部里为中医事业奋斗了20年,他知道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对于本书的撰写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河北医大中西医结合学院副院长方朝义教授等同道,在资料查阅方面也给予我很多帮助。令人感激、难忘的事情难以一一言表。
在这本书里,我大胆地提出“中医末法时期”的概念,这是受毛嘉陵先生《第三只眼看中医》所提“末代中医”的启发,而主张又不相同的一个观点。“末代中医”是从中医从业人员来划分的,我未敢苟同这一看法。“中医末法时期”则是侧重于人们对于中医的认识而提出来的。从王清任主张《医林改错》,唐容川提倡《中西医汇通》,已经反映出在中医与西医的对比之中,中医自身的某些不自信。后来又出现了俞樾主张废医废药,严复、梁启超、章太炎带头反对阴阳五行;再发展到余云岫以“医学革命”杀中医,周树人隐姓埋名骂中医,梁启超、胡适、傅斯年看不起中医,社会精英们构筑起一道封杀中医学术的铁丝网。中医界内部在ZF和学术界的压榨之下,开始“改变自己(张效霞说是‘蜕变’)”,傅景华先生说中医界内部发生分化,走向西化、异化和畸形化。邓铁涛先生针对中医界内部因为信仰危机而发生的改变,曾经沉痛地说,中医界存在着“自我从属、泡沫中医”的严重问题。也有的中医专家说,“辛辛苦苦几十年,培养中医掘墓人。”因此说,2006年反中医思潮所以能够“沉渣泛起”,绝非偶然,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医学经历了一个长达百年之久的“末法时期”。
笔者在“末法时期名人谈中医”一章里,紧紧围绕有关代表“人物、事件”,力图客观地反应那个时期人们对于中医的认识。因为不论这种认识是否正确,这都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实历史过程。在其他章节里,笔者也尽量围绕人物、事件,展示中医学在近现代所走过的道路。比如在“毛泽东系列措施救中医”一章里,笔者首先介绍了余云岫高唱“团结”赞歌的原因,他对于改造中医的“科学化”,感到“心思暗合”志满意足。他“寿终正寝”的“真幸运”,与卫生部两位功勋卓著的副部长被撤职,恰成鲜明对照。建国初期,歧视、限制中医的错误政策,直接造成90%左右的中医因为“不合格”而被淘汰。这种排斥中医、打击中医的政策错误,中医界几乎是万马齐喑,无人能够“揭竿而起”进行反对,倒是毛泽东主席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发现了卫生部所犯的错误是那样严重。他关于西医学习中医、中医进医院、办中医研究院、中医学院等一系列指示,挽救了中医在近代倍受打击、不断消亡的命运。
1955年,卫生部第一次表彰中医成果,虽然有四项具体成果获奖,大量成果未能被表彰,但是正确的方针路线确立之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医学终于走出低谷,走向了曲折艰难的复兴之路。
在《关注中医》第一版里,笔者用“中西医结合功不可没”介绍中西医结合的临床成就,引起一些人的不同看法。长久以来,人们对于中西医结合的看法,有着很大的分歧,从把中西医结合不恰当地作为“唯一道路”,到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长期并存”,人们不断反思,经历了许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有关争论现在还时常耳有所闻。笔者赞同邓铁涛先生的看法,中西医结合的历史功绩不可埋没,今后也可以继续进行有关研究、探索,关键是从事中西医结合的人员,应该从现有的西医院校毕业的西医专家之中挑选,可以课题招标,可以进行扶持,但是,不要引导本来就数量有限的中医人员去搞中西医结合。中医的继承工作还没有做好,如果把中西医结合作为一个未来的方向,把中医有限的经费用到中西医结合上去,就会消弱了中医的力量,误导了方向,给中医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尽管如此,过去半个世纪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不可一概抹杀,因为那毕竟是在西医搭建的平台上,以中医方法取得的优秀成啊。因此,本书收集了一些“标志性”的中西医结合成果,供后人参考,也供人们评说。
经历文革,无疑是中医事业的一次磨难,很多中医前辈受到了不应有的冲击,有人甚至为此丧失了生命。尽管全国各个行业,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文革影响,但是中医事业就像“大病初愈”的一个患者,这场风暴无论如何都是来的太猛烈了,损失很多,代价惨重。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把中医事业的特殊性凸现出来,另立一个管理机构,拨一点经费进行扶持,这无疑是正确的决定,它的出现和成长也凝结着老中医们关爱的心血,不能不表。
经历SARS新瘟疫和艾滋病防治的考验,就像邓铁涛先生所说的那样“世人开始正确认识中医”。2007年暑期,笔者有幸参加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的“中医的复兴与复杂性科学研讨班”。笔者站在北大哲学系小会议室所在的古老四合院里,看到几十位老哲学家,如赵光武教授、冯国瑞教授、苗东升教授等一大批老先生坐在那里,用十几天的时间,不计高温酷暑,在假期里一起讨论“中医学的复兴”,而几十年之前陈独秀、胡适、傅斯年、鲁迅却在这里批判中医,这该是多大的变化啊!
十几年之前,何足道先生出版《中医存亡论》,著名中医专家陆广莘先生挥毫泼墨,为之写了很好的序言进行推荐,在序言的末尾,陆先生录宋朝诗人杨万里的一首诗“万山不许一溪奔”,来描写中医的艰难处境,抒发“堂堂小溪出前村”的情怀。尽管是小溪奔流,却与辛弃疾“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江河奔腾气势,有异曲同工之妙,读后深有感触。因此,笔者师其意,也学作一首小诗,为中医而感慨: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清流日月吟。

待到平原天地阔,滚滚江河出山根。
学习中医,应用中医,研究中医,发展中医。
引言:从衰落到复兴中医学有过辉煌的几千年历史,也有过近代长达百年的衰落。衰落的原因,主要是在外部还原 ...
引用 2# | 曹东义 发表于 2015-11-14 06:14 PM


第一章   “末法时期”名人谈中医
释迦牟尼说,佛的“法运”是一万两千年,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在末法时代,有许许多多的魔子魔孙,将借如来佛的名义来到世间传法传道、蛊惑众生。通俗的说,在末法时期是佛法不灵了的时期,是佛法失传的时期。当然,中医不是佛教,中医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也不是佛法,但是,中医诊治疾病的方法,既需要传承,也需要发展。中医诊治方法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之中,似乎也存在着正法、像法、末法的现象,只是不像“佛法运”那样只有一万两千年,其阶段性也不等于“佛法运”所划分的时间段。
中国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学问自由。自汉之后,独尊儒术,学术一统。魏晋崇尚自然,追求生命至理,尽管有玄虚之嫌,然能开思想禁锢,学风为之一变。有宋以来,讲求道德理学,门户之争,远过汉唐。于是发生过宋学排斥汉学,儒家与佛教门派的斗争。但是因果相继,经过历时沉淀,旧说新学不断交流、互相影响,兴替盛衰演进不止。
杜牧《阿房宫赋》说:“亡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中医学在近代的衰退,既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人群科学观、技术观、价值观对于中医学的影响,是促使其变化演进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人们如何看待中医,决定着大众的就医选择;就医选择主导着医疗的市场对谁开放,以及开放度有多大。在中医与西医的竞争之中,中医假如失去了市场,就意味着活动舞台消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在社会主流人群普遍认为中医学不科学,中医界内部也自认为不科学的时期,就是中医学的“末法时期”。在这个末法时期里,社会精英们对于中医的指导理论大加贬斥,阴阳五行几乎被废止,脏腑经络也被当成了粗俗不堪的玄虚之论。中医界内部,从清朝末年王清任按照解剖的标准,为经典“改错纠谬”开始,到汇通医家把西医的器官等同于中医的脏腑,使中医逐渐走向“失乐园”;在求生存的过程里,中医界借“科学化”改造自身,导致日后的西化、异化与畸形化;建国后中医被当作封建医、旧医,受尽歧视和限制。中医的“末法时期”前后有一百多年。此后,虽然有毛泽东系列措施救中医,但是,在科学观、技术观、价值观都不能证明中医学具有先进性的时期,仍然不是“走出末法时期,奔向伟大复兴”的开始。
现代科学的发展,使西医学也出现了许多观念的转化,比如,曾经盛行的结构决定功能的研究方法,正在面临考验。因为,按照生成论的过程流来看,每个生命都是从单细胞开始的,是“整体生成的”,不是分部合成的;先有整体生成,后有局部结构派生;所有的结构都是功能的产物,是基因决定分化的结果。核酸与蛋白质是生命的重要物质,但是它们不是生命,不能等于生命。它们必须靠一定的关系(整体生命力)联系在一起,才是生命的一部分。
整体状态往往比局部结构更能反映人体的健康情况,疾病病灶的产生需要经历很复杂的病理过程,对于疾病状态的干预往往优于对病灶的治疗。也就是说,状态的疾病观超越了形态的疾病观。我们可以举一个非常通俗的例子说明状态与形态疾病观的不同,比如各种遥控器,尽管都必须针对某一结构形态(电器),但是同样的一个信号过去,机器的反应结果或者是开机,或者是关机。开机、关机是意义完全不同的过程,但是都由一个信号引发,它针对相同结构的不同状态起作用。结构为状态服务。
现代治疗思想正在从单一线性关系的点对点,逐渐转化为整体多元调整,以期达到生命整体的最佳状态。也就是说,生命状态的“整体最佳”超越了“局部最佳”,才是一个和谐的、可持续存在的健康状态。呼吸、心跳、血液循环、泌尿、消化、内分泌都必须服从“整体最佳”,而不是让它们分别达到自己局部的“设计极限”,也就是说,最快的呼吸、最强壮的心跳、最大的内分泌量,都不是最佳状态。人到老年之后,各个器官都机能下降,或多或少地离开了“正常值”,从头到脚有许多指标不正常,如果分别检查、共同治疗,各种化学药物的“点对点的靶向治疗”加在一起,将成为人体不堪忍受的巨大负担。
复杂性科学的崛起,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模型论、黑箱理论、耗散结构、模糊数学的“模糊集合”方法、自组织与他组织理论等等,使中医学的科学观摆脱了还原论的指责,为中医学走向未来铺平了道路;软技术与硬技术理论,使中医学的“神、圣、工、巧”成了硬技术难以模拟的更高技术;中药复方追求“整体组合效应”,也是单一化学制剂无法企及的学术境界;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原始创新的生态医学,正在以独特的体系走向世界。也就是说,现代科学观、技术观、价值观的变革,为中医学走向“伟大复兴”提供了现实可能。当然,走出伴随“工业文明”而出现的中医学的“末法时期”,还有相当长的时间,还需要中医界坚韧不拔的努力。
马克思根据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参照人与自然的关系,确定了人类社会五个形态,也就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被人们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是非常主流的关于社会分期的看法。
假如不从人与人的阶级关系入手,而是从人类生产力水平与自然世界的关系来看,或许可以把人类社会分为“五大文明阶段”。也就是采猎游牧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生态文明。在采猎游牧文明时期,人们的世界观是天人相应的世界观,人类依赖自然变化,也必须顺从自然变化,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的破坏也很小。农业文明的世界观,也是靠天吃饭的天人相应,尽管与此前的采猎游牧时期相比,可以有比较丰富的物质储备,人类减少了对于自然的依赖程度,但是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仍然奉行天人相应的世界观。工业文明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改造能力空前提高,各种高效能机器被制造出来,甚至人定胜天的思想逐渐产生出来,人们对于物质力量的崇拜逐渐取代了对于大自然的畏敬,人们奉行的是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认为世界都是物质的,自然界既可被认识,也可以重新安排世界。但是,工业文明只走了三百年,就暴露出来许多弊端,人们对于大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采和对于自然环境过量的破坏,制造出许多生态灾难。工业文明是一个短命的文明。微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人类的联系空前方便起来,真正进入了信息时代。人们逐渐看到了机械唯物论的局限性,系统论、可持续发展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人们将逐渐利用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先进的思想,逐步进入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以整体生成的世界观,包容了此前提出来的各种先进思想,以高度发达的技术和生产力,形成整体和谐、多元并存、生生不息、人与自然可持续同步发展的世界观。
工业文明时期,是中医学的末法时期;中医学的伟大复兴,必然出现在工业文明之后。这是我在2007年暑假时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参加“中医的复兴与复杂性科学研讨会”之后,听到了一些先进思想,然后加以体悟,产生的感想。当然,在这前后,读到毛嘉陵先生《第三只眼看中医》一书,其中提到“末代中医”的概念,使我既感到震动,又不敢苟从,因此,在这里提出“中医学的末法时期”的观点,以就教于海内方家。
中医进入近代之后,在一般民众的心里,中医依然还是那个中医,看病就找中医看,吃药也是吃中药,因为西医太少,也因为看西医太贵。一般的“士大夫阶层”,有学问的知识分子,生病的时候也是大多要看中医的。但是,人们对于疾病的认识是很肤浅的,治疗疾病的方法也很有限。春秋时代的扁鹊就说过:“人之病,病疾多;医之病,病道少。”也就是说,一般的人担心的是疾病太多,而医生们担心的是治疗疾病的方法太少。直到现在,我们还经常见到著名人物的讣告里写着“因病医治无效”的话,说明“病疾多”与“病道少”的矛盾,依然没有解决好。
问题的关键是,在有了西医之后,谁才有资格说“因病医治无效”?是谁无效?是西医,还是中医?每个人的具体经历不同,选择的治病医生不同,就有了评判中医与西医的水平高低的言论,有的人甚至因为“因病医治无效”愤而提出来废除中医、废除中药。这第一人,就是俞樾、俞曲园。
学习中医,应用中医,研究中医,发展中医。
第一章 “末法时期”名人谈中医释迦牟尼说,佛的“法运”是一万两千年,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 ...
引用 3# | 曹东义 发表于 2015-11-14 06:14 PM

俞樾因爱成恨废中医否中药
俞樾(1821-1906)字荫甫,号曲园居士,浙江湖州德清县人。俞樾道光三十年(1850年)中进士,咸丰五年(1855年)简放河南学正,主持地方考务工作。据说,他经常出一些怪题、偏题,比如“兽蹄鸟迹之道”、“鸡鸣狗吠相闻”、“王速出令”、“阳货欲”、“国家将亡”、 “必有妖”、“君夫人”等,引起考生不满。咸丰七年,御史曹登庸劾奏他“割裂试题,才不称职”,因此而罢官 。从此他到苏州“紫阳书院”、上海“求志书院”讲过学,后来在杭州“诂经精舍”讲学30年,培养了一批人才。他因此被称为经学大师,在近代有很大的影响力。
俞樾的著述很多,大部分收入《春在堂全书》,卷帙繁富,凡178种近500卷。他在研究经学的同时,对中医药学也有所研究,且能处方治病。但是他对于中医药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有人说他是“废止中医”第一人,此言不够准确,也不算全面。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俞樾对于中医药的“爱恨情仇”,与他个人的切身经历有关。
俞樾19岁(1840年)与外表姐姚氏(舅父家之四女)成亲。二人一生恩爱,育有二男二女,其乐融融。然而,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不会一帆风顺,俞樾先生也是如此。大约从1860年开始,疾病和灾难就接踵而至。先是长女婚后不久丈夫突然病故,尽管其中的原因我们难以说清,但是对于俞樾先生的精神打击是不言而喻的;次后不久,俞先生的次子祖仁染重病后几近成残废,命运的坎坷再次降临;1872年长兄俞林溘然病逝,1879年夫人姚氏病故,1881年长子英年早卒, 1882年他最疼爱的小女绣孙突然病逝-----接连不断的打击,给俞樾带来的创痛很深, 使他悲伤交加,精神几近崩溃。
痛定思痛,俞樾先生把命运的不公平,完全归结为“医学无能”,愤而提出《废医论》和《医药说》。1879年,俞樾开始撰《俞楼杂纂》,凡50卷。在第45卷中专列《废医论》,全文共分七个篇章,七千余字。
俞樾首先根据《周礼》、《春秋左传》、《史记》等古书为证,追述古代中国“医卜并重”甚至“重卜甚于医”的传统。他认为,《春秋》中有“巫短龟长”之说,也就是占龟比卜卦灵验,但是世人逐渐地“重巫而轻卜。”故东汉以后“卜日益衰灭”,而医犹盛行,到了唐代,“李华遐叔遂有废龟之论,此论出而卜竟废。唐宋以来医犹盛行,卜则否矣。”俞樾认为,既然与医并重的卜可废,那么“卜可废医不可废乎?”他因为古人逐渐抛弃了占卜,使卜人、卜术不再等大雅之堂,那么“与卜并重”的医学,也是可以废掉的。因此他说:“曲园先生本遐叔废龟之论,而为废医之论”。
俞樾先生的这个推论是非常牵强的,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占卜属于古代的“预测学”,尽管这种预测是一种或然的,带有迷信色彩的预测。但是,有这样一种预测,就宣告了“不可知论”的破产。它尽管需要道具占卜,也比纯粹的“祈祷”、盲从、激情地去决定一件事情,要好得多。因此,屈原的《卜居》,就是一种智慧的选择,即使是古代帝王决定一件事情,也不是只服从占卜的。据邓球柏教授考证,古代帝王决断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同时向卿、士的人们询问,也问占卜,有舍,有从。《左转》说:“国之将兴,从于人;国之将亡,听于神。”就是很好的说明。
俞樾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不是随心所欲地提出来的,就列举先秦古籍的有关记载,断言“本草之书不出于神农,”而出于六国时扁鹊之徒子仪。他“惧世人不察,以为医道之传由古仙圣,未可议废,故略具本来。”他认为《灵枢》和《素问》并不是古代真正的医学著作,只不过是与“《容成阴道》、《风后孤虚》、长柳《占梦之方》,随曲《射匿之法》同类”的占卜星象之书。否定了中医最早的经典著作《内经》的医学性质。
其实,古人对于医学知识的探索,经历了很漫长的过程。从文明传承的源头看,“结绳记事”的时代就有医药知识的积累,“事大大其结,事小小其结”,一个一个的“绳疙瘩”,记载了一件一件的历史事件。天长日久之后,这些“绳疙瘩”的记忆功能逐渐降低,因此,才开始了仓颉造字的历史过程。最早记载历史的文字被创造出来了,最早的文字符号现存于甲骨、彩陶上,大多是占卜问断的记录,既有历史事件的占卜,也有许多医药内容的占问,这些内容出于卜官之手是没有疑问的。
有关医药占卜的甲骨文,是文明的象征,而不是愚昧的证据。
卜官是那个时代最有文化的人,而不是最愚昧的人。
俞樾在《医巫篇》中认为,“世之人争言医矣,然而未知医也。夫古之医,古之巫也。”他首先依据《素问•移精变气论》记载了“祝由”治疗疾病的内容,进而得出“古无医也,巫而已矣”。又据《世本》、《山海经•西经》、《大荒•西经》等古籍论证医巫本为一体。“称医为巫,古之遗语也,夫医字亦作毉,古之遗文也。”“古之医巫一也,今之医巫亦一也,吾未见医之胜于巫也。”得出“巫可废而医亦可废”的结论。
这样的论断,否定了历史的进步。其实远在《内经》时代,已经出现了医巫相分的历史过程。《左传》记载的许多医生,都不是巫师;巫师自有其“专门的执业人士”和“专门的执业范围”。公元前581年,晋景公梦见一个恶鬼向他复仇,他就一方面召“桑田巫”来占卜,一方面请秦国的“医缓”来诊病。桑田巫断言他“不食新”,吃不上夏天的麦子面了;医生“医缓”断定他“病入膏肓”,难以施展医疗措施,只有慢慢调养生活,带病延年。后来,经过漫长的时光,晋景公终于等来了新收割的麦子,做成了面,把桑田巫召来,让他见证了“巫术占卜”的失败,然后“示而杀之”。桑田巫被杀事件,足以说明春秋末期巫术占卜在诸侯王的心目之中的地位,已经远不是殷商时代“尚鬼”时期对于巫的崇敬了。医与巫的分道扬镳已是很明显的历史事实,春秋末期的医学家扁鹊,更是明确地提出来“信巫不信医者,六不治也”,《素问》之中也说“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
俞樾在《脉虚篇》中认为,“医之治病,其要在脉”,而脉象则不可凭信。他援引《周官》、《素问》、《史记•扁鹊传》里关于脉象的相互矛盾,批评扁鹊言脉“功在一时,罪在万世”。他说:“昔王充做《论衡》有龙虚、雷虚诸篇,曲园先生本此而做脉虚之篇,脉虚之篇成,而废医之论决。”
脉学是中医学最有代表性的学问和技术,其理论既浅显也很深奥;其技术难于学习而易于使用。说中医的脉学理论浅显,是因为中医认为脉就是人体里的河流,它有运载生命物质的功能,也是人体各部互相联络、传递信息的通道;说它深奥,是因为时至今日,尽管解剖学已经十分发达,仍然没有找到脉学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说,脉学的作用,涉及到许多具体的组织结构,而不是一种具体形态的解剖组织。“脉虚”就虚在解剖“可见的实证”上,“脉实”就实在历代医学家都是重视脉诊,以此“处百病,决生死”,非深有体会者,不能了解其中的甘苦。尽管可能不同的医学家,对于同一位病人脉象的描述会有所差异,但是不仅浮沉迟数大致不错,而且每一位医家都建立了自己的“标准参照系”。就如同《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是一样的,而每一个支部的要求“各有不同”一样。
俞樾先生在《药虚篇》中说,《神农本草经》为扁鹊的弟子子仪所为。其中把药物分成上、中、下三等,说“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俞樾认为这样划分药物,是没有道理的,“上品药”不足于练形,“中品药”也不足以养性,这样以来,他轻而易举地废除了200多味药物。他说:“独执区区下药欲以夺造化之权,操生死之柄,不亦惑乎?”他说《神农本草》历经数代增补,药性杂乱,坊间混淆,已经不可应用。他说“医之所以治病者,药也。药则不可恃,脉虚、药虚,斯医亦虚矣,曲园先生所以愤然而议废医也。”
俞樾先生的论述是不充分的,也是很片面的。中医对于中药的认识,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过程。《淮南子》里记载的“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就充分说明了中药发现过程的不容易。
春秋时代晋国的医衍,已经掌握了鸩毒药物达到“中毒”的剂量。因此,晋侯要求他毒死卫侯的时候,他既不敢违抗君命,也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医德,就“薄其鸩”使其免于一死,放了卫侯一条生路。《尚书》之中说道:“药不玄冥,厥疾弗瘳”,是说治疗风湿性关节炎,吃的乌头、附子,服药之后没有出现头晕的反应,疾病就难以治好,这也是对于药物作用的深入了解。《论语》记载,季康子送给孔夫子药物,让他保健、养生,孔夫子说“丘未达,不敢尝”。这不是一般的谦虚,而是说明使用中药,是需要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积累的,否则就等于服毒。
《周礼•医师》说:“医师者,俱毒药以供医事。”中医向来是把药物与毒药等同看待的,正因为中医具有“减毒增效”的“药物炮制、配伍方法”,所以中医才能驾驭中药。因此,中医使用中药逐渐由“单味药”过渡到了“复方药”
中医驾驭复方中药配伍的主要理论,在《神农本草》里分为“药物七情”,相须、相使、相畏、相杀、相恶、相反等等,组成方剂的药物不仅逐渐被发现,组成方剂的理论也逐渐完善起来。并且,通过临床验证,不断积累补充,历代相传,视为珍宝。中医积累的这些用药经验,有很多是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不是轻松得来的胡乱记载。
俞樾还在《证古篇》之中,列举周公、孔子重巫不重医的事实,借古讽今。他说:“今之世为医者日益多,而医之技则日益苟且,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亦愈者,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岂独不愈而已,轻病以重,重病以死。”
俞樾的这些观点,对于后人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几十年之后的废止中医中药思潮,起到了“始作俑者”的作用。也有学者指出,俞樾的“废医废药”完全是他个人对于命运不公的激愤之词,近似于文字游戏,是一种发泄。他从未向ZF提出过“废医”的主张,相反,却屡见他对ZF提出要重视医药的言论,比如他多次上书要求刊印《内经》,主张“宜多刻古医书”,指望“名医出世”。他对清朝的官员明确地表明自己的认识或态度:“诸子之中,其有益民生日用者莫切于医家”等。如何看待这些互相矛盾的说法呢?
笔者认为,需要历史地、发展地看待俞樾对于中医的态度。晚年的俞樾,已经改变了自己过去关于废医废药的主张。他在几位亲人的相继病逝和悲凉的生活中,曾经因爱成恨,有过废医废药的思想和言论,而日后随着生活的继续和认识的逐渐深入,逐渐改变了他对中医尤其是中药的看法。一首《病起口占诗》 流露出他当时的心态:“景沪桑榆病是常,原非二竖故为殃,不能坚执废医论,反自营求却疾方。徒使人间留尤物,恐劳泉下盼归乡,最怜儿妇清晨起,苦为衰翁药饵忙。”年迈体弱多病的俞樾,在生死攸关的时候,也不得不营求“却疾”之方,依赖药物却病延年。他为了弥补《废医论》的过失,又作《医药说》一文,改变了《废医论》中关于“药虚”的立场。提出“余固不信医也,然余不信医而信药,于是又有医药之说”。
否定自己是很困难的,尤其是看重“立言”的俞樾,可能这种改变更困难。因此说,从《废医论》到《医药说》,俞樾完成了从“全盘废医废药”到“废医存药”的转变。其言论本身是自相矛盾的,依据也是支离破碎的思想碎片,是一时的激愤之词,不足为据,也不是他的全部思想,更不是他的闪光之处。
俞樾晚年尝药却疾,并进而配药、施药,赠送他人,寿享86岁。他既享受到了“药饵”却疾延年的实际功效,也在“施药他人”的时候,得到了“往往有奇效”的实践验证。
医不虚、药不虚、效也不虚,哪里有废医、废药的必要?!
俞樾认为:“药之始,固出于医,然此等医皆神而明之,非世俗之医也。余亦岂敢谓世间必无良医?然医之良不良,余不知也,必历试而后知焉,身岂可试乎哉?”他对于历史上有良医的事情,非常勉强地承认了。他又称古人对药物的信任,多取决于医家的信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因为“医者,卖药之家也,故必三世之后,人皆知其药之善,然后敢服之”。他认为当世庸医充斥,良医有限。多数行医者“皆不知医,苟求一舆之值,一饭之资而已,而以治人之疾,名为行善,实则作孽。”庸医败坏的是医学的名声,今日依然如此,但是,不能因为有庸医就提出来“废医”。
俞樾在《医药说》中说,药物不是医生的汤剂,而是历经多年形成的中成药。药“非医生切脉处方,杂书药十数种或数十种,合而煮之而饮也。药乃丸、散之类也。丸散之类由来已久矣。”
他为了证明丸散之类成药的可信,就列举了许多古代文献,肯定古代流传下来的丸、散、丹、膏类药物的成效。他说:“原药之所以起,盖天生五谷所以养人,人可常服。其余百果、草木则皆不可以常服,故亦不可以养人。然其性,有与人之疾宜者。生民之初,皆食草木之实,遇有风雨、隐晦、寒暑,不时之疾病,食一草一木,忽然而愈,始犹不察,继而惊异,转相传告。或暴而干之,屑之为末,或合数种为一,以水和合之,此丸散之名所以始也。”
俞樾对于药物的起源的描述,有一定的见地,但是仍不全面,也不可能全面,因为他毕竟不是一个医生,对于医学知识了解不深,又希望弥补以前的错误论调,有此转变已属难得,我们也不必苛求了。
俞樾自己对成药的配制,也有一定的兴趣,他称“余每配合所谓‘普济丸’者数十料。又于京师、于广州、于上海买膏、丹、丸、散,无虑数十种。有求者,问所患而与之,往往有神效。”他不知道,这些丸散膏丹,都是历代医家逐渐积累的。“汤以荡之,治急证;丸以缓之,治慢病。”他对“京师之同仁堂、苏州之泰山堂、杭州之种德堂”以及其亲家开办的“致和堂’等著名药铺也十分推许。
俞樾对于中医、中药的矛盾心情,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的弟子们,章太炎对于医药的态度,以及章太炎弟子们对于医药的态度,大多可以在俞樾的身上找到一些影子,只是这些影子受时代的牵引,已经严重地、不由自主地发生了变化。
章太炎提倡国学否定五行
学习中医,应用中医,研究中医,发展中医。
俞樾因爱成恨废中医否中药俞樾(1821-1906)字荫甫,号曲园居士,浙江湖州德清县人。俞樾道光三十年(1850年 ...
引用 4# | 曹东义 发表于 2015-11-14 06:15 PM

章太炎提倡国学否定五行
章太炎(1869—1936)是近代非常著名的人物,研究他的老师与他的学生对待中医的态度,可以见证中医的历史地位。
章太炎,原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炳麟,因为仰慕顾炎武(顾炎武名绛)而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其曾祖父章均,乃余杭巨富,曾创建召南书院、章氏义庄等。他的祖父章鉴(1802-1863),“少习举业(指准备参加科学考试),以妻病误于医,遍购古今医学书,研究三十年。”后来成了一名为乡人治病的专业医生,曾被太平军指定为乡官。他的父亲章溶(1825-1890),曾任河南按察使,并任杭州诂经精舍监院多年,也是“生平长于医,为人治病辄效。”其兄章篯还曾得到为慈禧太后疗病的钱塘名医仲昂庭先生的亲炙,章太炎先生问学于兄长及仲昂庭,而且能“常得传”。所以章太炎家庭“三世业医”,有从事医学“行医济世”的优良传统。尤其是他的伯父章筏,更是当地一位医术精湛的名医,并且在医学上曾对幼年的太炎作过多方面的指点。
章太炎先生回忆说:“我的祖父晓湖先生,家有章氏义庄一千多亩,不喜做官,自设春风草庐,讽咏教读为业。并搜集了宋元明旧刊的线装书,约有五千卷之多。中岁之后,喜欢研究医术。因家境还富裕,诊病不收诊金,时常为贫苦农民免费赠药。他的药方,往往只用五六味药,可是任何重症的病人服了他的药,不到几天就豁然痊愈了。天平天国时,家道已中落,我的父亲香先生只挟了一部《章氏家谱》逃难 。”
章太炎幼时,跟随外祖父朱有虔、父兄治经学和文字、音韵之学,并接受了外祖父不满清朝统治,崇尚明末爱国人士义举的思想影响。从1890年起,章太炎跟从汉学大师俞樾先生学习深造7年,并问学于黄以周、谭献、孙怡让等经学大家,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
1895年,章太炎参加了康有为的上海强学会,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和《经世报》编辑,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1898年避往台湾,任《台北日报》记者。1899年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1902年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号召推翻满清ZF。旋回国与蔡元培等共组中国教育会,设立爱国学社。1903年在《苏报》上发表革命、排满文章,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而被捕入狱,在租界做洋牢三年。1906年出狱后东渡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主编《民报》。后与陶成章等重组光复会,任会长。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回国,宣传“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认为满清朝廷已经被推翻,革命成功,建立了中华民国,就应该功成身退了。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民国”的国家名称,是章太炎在日本最先提出来的。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他只身来到北京,参与反袁斗争,被袁世凯禁闭起来,进行绝食斗争。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他被认为是反袁的英雄。1917年7月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长。1922年在上海组织联省自治促进会,1924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1934年在苏州设立章氏国学讲习会。1936年病逝于苏州。
读了上面关于章太炎的简介,现在的年轻人很难建立具体的印象,还是让我们截取其中的历史片断,更加细致地看看章太炎对于当时中国青年的影响吧。
他1906年东渡日本时,曾在留学生界及同盟会的欢迎席上说了这样的怪话:“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形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这种惊世骇俗的言谈举止,就是章太炎的性格,也是赢得鲁迅等人崇敬、追随的原因。他此前刚到日本的时候,户籍警察要他填表办户口,他在“出身”之后填的是“私生子”;在“年龄”一栏填的是“万寿无疆”;在“职业”一栏填的是“圣人”。弄得日本警察啼笑皆非,要把他押解驱逐出境,后来由梁启超出面说情,才算了事。
日本是章太炎的“福地”,他在那里收获了很多弟子,这些弟子影响了近代中国学术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医的命运。章太炎在日本收了黄侃、钱玄同、朱希祖、汪东、马裕藻、龚宝铨、康宝忠、余云岫、周豫才(鲁迅)、周启明(作人)、许寿裳、沈兼士、沈尹默、杜羲等作弟子。一时之间,人们都以成为章门弟子为荣。可是,话说章太炎收这些弟子的缘由,却完全是出于偶然,甚至是由一个恶作剧引起来的。
当年他主持同盟会的《民报》,晚间正在看书的时候,静坐窗前,不曾想楼上却飘下来一股尿液,稀里哗啦的响声惊动了他的思绪。他明白了是怎样一回事之后,当即对这没修养的行为大骂起来。楼上当空撒尿的,也不甘示弱,回骂不止。骂声惊动了四邻,大家一阵劝解过后,楼上的20岁青年黄侃方知道他骂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章太炎。在一翻赔礼道歉之后,他却提出来拜师的要求,章太炎也乐意收下这位敢作敢当、知过即改的好学青年。他在为黄侃讲授国学的时候,“讲习会”弟子阵营不断扩大,渐渐地成了一个班,他们一起学习、讨论,研究诸子之学、文史学、制度学、宋明理学、内典学等。100来位留学青年,思想火花互相激荡、碰撞,为日后中国学术史留下了许多美谈。当然,学生里“离经叛道”的也不在少数。
在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候,鲁迅先生任职于教育部,每天研究碑帖,应该说与章太炎主张的国学是一致的。后来钱玄同鼓励他走出书斋,投身新文化运动,因此,才有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的发表,为沉闷的中国带来一丝新鲜的空气。但是,钱玄同日后在《新青年》上大肆渲染取消汉字,却走到了保存国粹的反面,他的大师兄黄侃对此甚为不满,同学之间分道扬镳也就成为了必然。
章太炎对于弟子们不同的学术主张,往往是宽容的,甚至有不少纵容。因为人本事大了,难免恃才傲物,章太炎就常常不可一世,他的几位弟子也如乃师一样,脾气都不小,搁一起便难免磕磕碰碰。30年代初,章太炎带着黄侃到北京讲学,钱玄同对老师毕恭毕敬,小心翼翼,对师兄黄侃却根本不买账。有一天,在章太炎住处,黄侃开玩笑地对钱玄同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顿时翻脸,拍着桌子厉声说:“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混账!”章太炎闻声赶来,哈哈大笑,排解说不许再争什么注音、白话文,都给我念日语字母!章太炎的意思十分明显,想想当年在日本一起学习的同门之谊,有什么好吵的 。
也许章太炎在这个时候,想起了自己与老师俞樾的不愉快经历。那是他在1900年出席容闳“张园国会”时,反对“一面排满,一面勤王”,并当场割下自己的辫子,表示与清朝彻底决裂之后的事情。1901年,他去苏州拜望恩师俞樾,没有想到被俞樾大骂“不孝不忠”、“非人类也!”章太炎为了自己的理想和解救中国苦难的同袍,反对腐败的清朝ZF,却被老师认为“不忠”;不听老师的劝告,被当作“不孝”,而且还被俞老夫子骂成“非人类也”!那该是一件多么难堪的事情啊!他的内心里充满了委屈,也充满了愤怒和决绝的执着。因此,他写下了《谢本师》一文,与老师“道不同不相预谋”地“拜拜”了。
章太炎在看待中医的问题上,与俞樾先生的观点就更不相同了,他对于中医有很深的感情。曾经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朗笑三声,答道:“我是医学第一”。这不仅反映了他做人的磊落,不以医学为末流,更不怕有人说中医落后,而欲加以取消。说来也是巧合,在章太炎的弟子里,鲁迅骂过中医,余云岫更是把取消中医当作“医学革命”.
章太炎1934年已经66岁,进入了垂暮之年,他仍然壮心不已,在苏州设立章氏国学讲习会,为保存、传播中华文化而奋斗。说起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兴起,与章太炎的两个中医徒弟陈存仁、章次公参与促成有关。
此前,章太炎早已淡出政治舞台,在上海以“卖字”为生,也就是他对蒋介石说的“靠一支笔骗饭吃 ”。其实他只“喻于义”,而不关心“利”,为人卓而不群,给人写字的时候从不奉承。他有时因蔑视权贵而给人写的字,令附庸风雅的求字者哭笑不得。比如,他就写过“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的对联,求字的商人高兴地悬挂了很久,才知道这是章太炎骂他“忘(王)八”“无耻”。因此,他曾经陷入生活的窘困境地,不得不为一筒烟、一罐酱、一瓶臭豆腐而给人写字。
章太炎由于穷困和居室狭小,没有佣人。陈存仁1928年拜师章太炎,为的是学习国学,他目睹了老师的种种窘境,也为师母汤国梨女士多次跑菜市场,置办生活用品,甚至为应付催交20个月的房租而代她去找人要钱票。陈存仁为了缓解在章家打杂的辛苦,和避免跑当铺典质的心灵痛苦(陈存仁的母亲曾经告诫他,无论如何不能去当铺和衙门做事),才介绍了同学章次公前来拜师。此后老师家的很多杂事,都是由章次公来打点的。
两个中医学校刚毕业的穷学生,与一个已经“过了气”的国学大师,一起探讨国学,也一起体验生活的艰辛。章次公原来的名字叫章成之,因为倾慕章太炎,所以取字为“次公”,就是立志今后要做章太炎所做的那样的事,那样的人 。章太炎先生也非常喜爱章次公,称他看病“胆识过人 ”,又说他的脉案“笔短如其人”。
章太炎后来的时来运转,是他带着陈存仁、章次公、汤国梨三人去杭州的一次旅行而“开创”的。本来生活拮据的章太炎,是无法到杭州旅游的,可巧1929年之后的一个春节,杭州昭庆寺的方丈慕名前来,求了几副字之后,很客套地说请太炎先生有空去杭州玩,“吃住全由寺里供给”。一生坦诚的章太炎信以为真,方丈走后他立即就要去杭州。无奈之下,汤国梨女士筹了20元钱,陈存仁、章次公每人带了4元(每人单程三等车厢的火车票需要一块八),一行四人就去了杭州。寺里的知客僧本来极势利,但是,碍于章太炎大名人的情面,不得不开了两个房间。然而,始料未及的是,章太炎的到来,惊动了当地的记者们,第二天杭州各报的报道接踵而至。一时间,“香客”猛然增多,却多是为看章先生而来。或来求字,或欲拜师,章太炎每到一地,都是跟踪采访的记者。
值得一说的是,章太炎到达的第二天就要去俞樾的故居寻旧。他于1901年作了《谢本师》之后,与老师“划清了界限”,再也没有见过老师。二三十年之后,老师也已经过世多年,他却穿起清朝的长袍马褂,也要陈存仁、章次公穿这样的旧时服装,要去瞻仰老师故居,其心情是相当复杂的。不料,来到老师故居,却被看门的老妇“扫了出来”。章氏师徒三人虽自讨没趣,竟然学起了程门立雪,一定要等到门再开时,再进去祭奠。等了两个时辰,终于等来了开门。在这等待的两个时辰里,他们谈到了当年的西湖,西湖的小桥流水、河堤、风物,也感慨了世事的沧桑,在这样的闲谈里度过了两个时辰,执着的信念,毕竟使他们登堂入室,不虚此行了。
陈存仁先生回忆说:“曲楼门开,有一个中年人走出,章师就诚诚恳恳地向他说明来意,那人自称姓陆,并说:‘曲园已数度易主,所以屋内没有一人是姓俞的。’章师乃要求到园里去‘耍子’(杭州话游览之意),主人即陪我等入内。庭院中,有枇杷树两棵,章师指说:‘这仍是旧时之物。’到大厅中,又见一幅横额,写着‘春在堂’三字,说:‘这也是曲园老人的遗墨’。就命我点起香烛行三跪九叩首礼。陆姓在旁看得呆了,章师又说出左边厢房,即是旧时他的读书处,要求拿出纸笔要留几个字,但是主人只有笔墨而无纸,章师即在墙上题了两首诗,黯然而别。 ”章太炎按照传统,执了弟子之礼,他的内心里必定是翻江倒海一般;俞老夫子在地下或天上做何感想,也无人能知了。
章太炎在杭州昭庆寺讲学三天,收徒多人。第一天讲的是“经学源流”,对于康有为“古今伪经考”大加抨击,听者兴趣盎然;第二天讲“清代国学”,更加精彩,大家兴高采烈;第三日讲“小学大义”,尽管阳春白雪,能听懂者寥寥,但是大家都是冲着章太炎“追星而来”,仍然把讲经堂挤了一个爆满。然而客居之地不宜久留,何况已有消息传来,上海的家里进了窃贼。他夫人深知家贫,竟说“尽偷无妨”。章太炎坚持要回上海,因为他担心家里收藏的宋元刻本的医书30多部被盗,那都是宝物。回家后见古籍完整无缺,章先生乐得大笑。
章太炎在杭州时就说:“以后讲学,改在沪寓”。返回上海之后,师母汤国梨与陈存仁、章次公商量应付学生的方式。他俩建议成立章氏讲学会,公开招生,考试录取。汤国梨不愧当世才女,也办过学校,开过报馆,她所写的一纸招生广告,引得海内广泛响应:张学良赞助三千、孙传芳赞助两千,政界名流,纷纷解囊襄助,不出一月,筹集光洋三万元。章太炎与陈存仁、章次公商量办学大事。因此,章太炎才有了在苏州置屋办国学讲习所的资本。
1927年王一仁、章次公、秦伯未等七人筹建上海中国医学院,章太炎鼎立相助,出任院长。因为学术主张不同,1929年由徐衡之、章次公、陆渊雷等另行成立上海国医学院,仍然由章太炎先生任院长 。
在苏州,人们经常看到,一位老车夫,拉着一位老先生,上下车时两个人都颤颤巍巍的,不知是谁在照顾谁。课堂上,章太炎像一座木雕一样坐在那里讲课,一股股青烟袅袅地在头上盘旋、升腾,久患鼻渊的章太炎,以苍老而不太清晰的杭州土音,传播着国学精义。
章太炎先生秉性耿直,好讥评显达,而对于后学,却又奖掖备至。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性格,与他的老师章太炎如出一辙。
辛亥革命之前,章太炎就接触了大量西方自然科学的书,到日本之后,他一方面为留学生传授国学,一方面大量搜集西方哲学著作,为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写了大量的启蒙著作。章太炎受到青年人的爱戴,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与孙中山、黄兴一起,被人们尊称为“孙、黄、章”三位杰出人物。
辛亥革命胜利后,他总结说:“清失其鹿,民国肇兴,虽不血刃,百日而成,追惟事前经营之力,所以摩荡人心者,盖十有余年矣”。他对自己在启蒙方面的贡献毫不掩饰,他说:“夫推历史民族之义,足以为全国斗构,故举兵不为犯顺,推亡不为篡盗。”他反清朝建共和的正义主张,为民主革命建立了思想基础,对于推动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爱国主义是章太炎一生最鲜明的特点,早期反封建统治,后来提倡国粹,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他都进行了义不容辞的斗争。他说:“上天以国粹付余”,“闳硕壮美之学,而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 ”他把捍卫中华文化,当作自己的历史责任。他在《国学讲习会序》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他说“一国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国有独有之治法,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至之文辞,为其国秀美之士所赏爱”。“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契合者” 。
1908年,旅居巴黎的吴稚辉等《新世纪》派,提出中国文字是“野蛮”的、“落后”的,要用“万国新语(世界语)”取代汉语。他们说汉语已经不能适应时代进步的需要,“其意义为野蛮无意识之混合,绝无存立之价值”,“汉土之文,不在摧烧之列,即为送入博物馆之料” 。“中国文字为野蛮,欧洲文字较良”,“弃我中国之野蛮文字,改习万国新语之较良文字,直如脱败絮而服轻裘,故无所用其更计较。 ”章太炎为此写了《规〈新世纪〉》《驳中国用万国新语》等文章,他指出,语言是人类社会交往的产物,与“国民之性情节族”、“文史学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能破灭。他说:“尽用彼语(世界语),则吐辞述学,势有不周;独用彼音,则繁简相差,声有未尽。谈者不深惟其利病,而侥焉以除旧布新为号,岂智有未喻,以骛名而不求实之过哉!”他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历史的用处,不专在乎办事,只是看了历史,就发出许多爱国心来,是最大的用处”。五四时期,他的学生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此前10年他已经批判过这样的主张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失去东北三省,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章太炎拍案而起,一方面斥责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呼吁国人起来抗日,一方面以他的历史知识号召人们爱国抗敌。
1932年“一•二八”上海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日益暴露。1932年3月24日,64岁的章太炎在燕京大学发表讲演《论今日切要之学》,他说:“现在的青年,应当明了是什么时代的人;现在的中国,是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应负有什么责任。这一切问题,在历史上,可以全部找到明确的指示。----一国的历史,正象一国的家谱,其中所载尽是以往的事实,这事实即历史。若一国的历史已经没有了,就可知道这一民族的爱国心亦一定衰了。 ”一位老人,面对着北京大学的热血青年们,侃侃而谈,他们交流,他们共振,同呼吸,共患难。
他说:“外人所深忌者,莫若黄人自觉,而欲绝其种姓,必先废其国学”。“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所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在国难深重的中国,在许多人弯着腰、或者趴在地上看世界的时候,这样一位老人,忧国忧民,挺身其间,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大声疾呼,今天读来,仍然感人至深。
他说:“吾闻处竞争之世,徒侍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 ”章太炎先生远见卓识,他以大海潮音的气魄,发出狮子一般的吼声,怎能不引起人们的敬仰!
这些思想,也许是钱玄同五四之后不久,就对当年废除汉字的过激言论后悔不已,“惭汗无地”,进而深修国学的原因吧 。
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医的关注,也应当是出于对于中华文化的热爱,以及对于国计民生的关怀。虽然他在流亡日本期间,为孙中山、黄兴开过中药方,1910年写过一篇《医术平议》,但是,他对于中医的关注主要在1924年之后。1924年章太炎撰写的有关中医的论著,就达到11篇;1925年有6篇中医论著;此后,一直到1935年,几乎每一年都有多少不等的关于中医的论著问世。他对于中医的经典著作非常熟悉,尤其推崇《伤寒论》,出口成章。
章太炎不仅是“国家级”的大政治家、思想家、学问家,而且也应当是造诣很深、著作丰富的中医学大家。他在反中医思潮泛滥的时候,不是看不起中医,而是挺身其间,为中医说话。他说:“取法方东,不震远西;下问铃串,不贵儒医。通天人、陈五运者,医之稗荑;多议论、少成功者,虽是亦非。道不远人,以病者之身为宗师;名不苟得,以疗者之口为据” 。
由于当时没有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章太炎对于中医的认识也不全面,甚至表现出来轻视中医理论的倾向,这种影响一直持续了几十年。章太炎在1926年的《医界春秋》上,发表文章“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主张废除五行。
章太炎先生论述说:“禹之大府曰,水火金木土谷。此指其切于民用者也。五行之官曰: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此犹今世有盐法、电气、河道之官,因事而施,亦切于民用者也。逮《洪范》所陈,亦举五行之性耳,生克之说,虽《洪范》亦无其文。”
章太炎先生这些论述,是为了说明“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在这里的金木水火土,的确是五种元素,是与西方四元素说学相似的“五元素学说”,与印度的地水风火的“四大”学说也是很接近的。“五元素学说“与五行学说不同,“行”是运动,五个元素在运动之中,充满了相互滋生、相互制约的关系,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生克制化”。所以,我们说五行学说,重在“行”而不在“五”;五元素学说,重在“五”而不在“行”。
章太炎先生说:“尤在泾《医学读书记》举客难五行论,语亦近实。在泾欲为旧说弇获,不得不文饰其辞,然亦可知在泾意矣。”借与客人问答的形式,批判五行学说,由尤在泾开始。尽管如此,由于没有洋务运动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人们思想上还没有全盘西化的影响,尤在泾的批评不会有强烈的“冲击力”。
章太炎先生接着论述说:“医之圣者,莫如仲景,《平买》《辨脉》及《金匮要略》,发端略举五行事状,而他篇言者绝少。”张仲景的著作,以辨证论治为主,外感以六经辨证论治,杂病以脏腑辨证论治,很少提五行学说。因此,在近代一片废止五行的呼声里,张仲景的学说倍受重视,医圣的地位更加突出。
因此,章太炎提出来他的观点:“今即不言五行,亦何损于中医之实邪?五行之论,亦于哲学何与?此乃汉代纬候之谈,可以为愚,不可以为哲也。”
由于章太炎是国学大师,此论一出,中医界为之震惊,有人与章太炎辩论,章先生果断地说:“夫中医不可废也。然或谓中医为哲学医,又以五行为可信。则前者近于辞遁,后者真令人笑耳!⑥”
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知道古代关于五行配五脏的学说,是不统一的,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配属学说。他说:“五脏之配五行,《尚书》古今文二家,已有异议,郑康成虽从今说,乃注《周官》‘疾医’云:肺气热,配火;心气次之,配土;肝气凉,配金;脾气温,配木;肾气寒,配水,则犹从古书也。以此知五行分配,本非一成,犹之天之赤道、黄道,及月行之九道,近代变九道称白道,于测天之实,不相干也。”
章太炎先生所说五行配属,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但是已经建立的医学理论模式,就不能再模棱两可,必须走向统一,以便于交流和发展。中医学经过几千年的积淀,选择了与《周官》“疾医”五行配五脏不同的方式之后,并没有发生歧义,整个中医学界是一脉相承的。章太炎先生在此处引用不同的五行配伍方式,除了表示他渊博的学问之外,就是为了他主张的“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找依据,是为了否定五行学说的理论指导做铺垫。
章太炎先生还说:“仆尝谓脏腑血脉之形,昔人初尝解剖而不能得其实,此当以西医为审。五行之说,昔人或以为符号,久之妄言生克,遂若人之五脏,无不相滋乳,亦无不相戕害者。晚世庸医,籍为口诀,则实验可以尽废,此必当改革者也。”
章太炎先生主张废除五行,其出发点仍然是以中医科学化为着眼点,而科学化的的标准,是以西医解剖实证为标准的。这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思维方式,即使是主张保存国粹的章太炎也这样主张,可见中医学生存的环境已经到了多么艰难的境地。这就好像一棵植物的生命一样,周围的环境、气候、土壤发生了变化,它的未来不是茁壮成长,而是逐渐萎缩,甚至逐步迈向死亡。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
《素问》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又说:“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与天地互相交流,升降出入不息,因此才能“生长壮老已”。
《内经》又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五味入口,藏于肠胃”。本来是天经地义,不可否定的事实。“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四时之气,充养五脏;四时之气,更伤五脏。怎么能说五行与五脏没有关系呢?
否定阴阳五行理论,把阴阳五行等同于巫术迷信,是那个时代的新潮流。另外,章太炎先生不是临床医生,对于阴阳五行在临床工作之中的指导作用,了解不是很深入,因此,受时代影响故有此说。但是,此说影响了他的弟子章次公,使日后这位卫生部的顾问,因为他的主张而陷入被动,关了软禁,被迫学习马列四个月。
章太炎先生晚年说自己:“少年气盛,立说好异人,由今观之,多穿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假我数年,或可以无大过。 ”大师谦虚严谨的精神,也颇值得后人学习。
章太炎重实践、戒空谈,研究中医,发扬中医学术的精神,仍然在人们的心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神输之针,灼艾之治,于足治头,于背治胸,远西刃割之医弗能为也” 。他善于吸收西医的长处,在他担任校长的中医学校里,也都是兼开西医课程的。
鲁迅当年隐姓埋名骂中医
学习中医,应用中医,研究中医,发展中医。
章太炎提倡国学否定五行章太炎(1869—1936)是近代非常著名的人物,研究他的老师与他的学生对待中医的态度 ...
引用 5# | 曹东义 发表于 2015-11-14 06:16 PM

鲁迅当年隐姓埋名骂中医
鲁迅是当代的伟人,是人们心目之中的骄傲。然而85年之前,他关于中医的只言片语的言论,至今仍然被别有用心的人当作反对中医的依据。笔者在《捍卫中医》(2007年6月已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发行)一书之中,已经做过一些辨析。经过不断思考、反复查阅有关文献,认为这是被人恶意利用的一种错误。必须加以澄清,以免鲁迅先生地下有知,半夜出来吓着了那些不让他安宁的人。
鲁迅先生是在什么情况下谈论中医的?是如何谈论中医的?这是很重要的。评价一切事情的是非,不应该离开具体的语言环境。鲁迅先生对于中医的认识,与他父亲生病早死有关;而他父亲得病、治疗效果不理想,与他们家庭发生突然变故而“家道中落”密不可分。为此,我们不得不费一番功夫,先弄清楚鲁迅家庭为什么由兴旺,走向了没落?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根据郭宇一发表的文章《鲁迅祖父周福清贿考案始末》 介绍说,鲁迅祖父周福清,原名致福,字震生,号介孚,生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12月27日。这是农历的年底,按说他应该是公元1838年出生。20多岁考中秀才,又于1867年30岁时,在浙江甲子、丁卯两科合并乡试中考取第86名举人。可见周福清是一个有成就,且成功比较早的人。他于在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会试中了进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他是周氏家族中第一个考中进士又点了翰林的,那是他光宗耀祖的辉煌时刻。然而,这也成了他一生中辉煌的顶峰,日后的仕途却不是那么如意。
周福清在翰林院工作三年之后,他并未如愿升迁,而是被外放到江西金溪去任县知事。说来也是事有不顺,他为上司所不容,终于在光绪元年(1878年)由两江总督沈葆祯革了他的知县职,改选为教职。所谓教职,介乎今天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和教育局长之间这么一个职务,而且就这样的一个职务,吏部也没有正式批下来,当了不满三年知县的周福清只能以七品知县的级别退职了,他当时只有40来岁,心有不甘,不愿仕途从此结束。因此,他先花钱捐了一个“同知”,后又捐得内阁中书,一直候补了9年,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他才补了一个从七品的中书,当时已经50岁。
壬辰除夕(1893年2月16日),周福清的母亲戴氏去世。按一般惯例,清代官员父母去世要去职三年归里守孝,称之为“丁忧”,需要三年之后重新候补。周福清此时五十六岁,再过三年,虚岁便是六十的人了,哪里还能再有机会补缺?他心里很清楚,自己的仕途也就基本到头了。
恰巧这一年为庆慈禧太后的60岁的“万寿”, 甲午(1894)年要开恩科,故乡试得以提前一年。而恰恰就是这次恩科乡试,成了周家如鲁迅所说“从小康而坠人困顿”的转折点,从此几乎一蹶不振,陷入了困苦无奈的生活窘境。这都是周福清“高考舞弊”案惹的祸。
在清代,科举贿考舞弊之风时有曝光,这是当时政治腐败在科考中的一种体现。所以,当绍兴一带的举子们有人得到消息,听说京城来杭州监考的正主考官是殷如璋大人,他与周福清是“同年(乡试会试同榜登科者)”,且二人互相认识,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好机会。因此,脑筋灵活的人就不断有人上门,来求周福清利用这一关系“走后门”,希望多予关照,借此中举。绍兴的马、顾、陈、孙、章等五个家中,有钱的秀才凑足一万两银子,托周福清去送给殷如璋,以买通关节,并答应事后会给周福清一些酬报。
周福清一开始并不情愿做这样不光彩的事情,但经不起亲朋好友的极力撺掇,其中一位关键人物就是周福清的姐夫章介千,他的侄子这一年也要参加乡试。经过来人反复“开导”,周福清的脑筋开始活泛起来,他想一来可以照顾姐夫和众乡亲的面子,二来自己的儿子周伯宜(鲁迅父亲)也要应试,他们出银万两,自己出面周旋说情,一举多得,就做下了后悔一生的一件蠢事。
按清朝的规定,考官一出京城,就不允许会见亲友,考官到达目的地,还有监视他们的官员在侧监督,想要接近主考走“后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考虑到这些因素,周福清觉得一旦主考殷如璋到了杭州,不要说见他的面,就是送一封信也难。思前想后,惟一可行的就是在他由京赴杭的途中找机会。他得知殷如璋取道运河,其间要在苏州稍事停留,周福清就决定在此“行贿”。于是,他于八月三十一日只带领仆人陶阿顺由绍兴启程,途经上海,五天后到达苏州,等了两天,殷如璋的官船果然如期抵达苏州,停泊在阊门码头。
周福清随即派陶阿顺前去投帖拜会。陶阿顺雇船朝着主考官乘坐的大船驶去,但无法接近,又由船夫驾了小船悄悄划到大船边,将一个信封交给殷如璋的差人。他不知道,这个时候殷如璋正在船舱内与副主考周锡恩谈话,商量事情。主考官殷如璋见差人送上来一个厚厚的信封,心中有某些预感,想看又不敢当着副主考官看,就把信封放在桌上,当然是想等周锡恩离开之后再拆开来看。这位副主考也许是不识相,也许是想知道这封信里的秘密,就一直坐在那里,扯来扯去就是不离开。
主考官殷如璋无奈,只好故作镇定,与周锡恩海阔天空地继续闲聊。周府里的仆人陶阿顺,也是一个经常迎来送往的人,他等了又等,没有一点要回信的消息,心里就沉不住气了,发作起来。他毕竟没有办过这样的事,不知道其中“奥妙”、“机关”,他慢慢地失去了耐性,对着官船大声叫嚷:“船上的听着:这一万两银子的事非同小可,怎么连个回话也不给?!”舱内的两位大人听得真切,殷如璋知道事情再也包不住了,便示意副主考官周锡璋拆阅来信。一经打开信封,只见其中有一张一万两的银票,一张周福清的名片,另一张纸上写着五个考生及鲁迅父亲的姓名。
至此,周福清贿考事件已完全败露,两位主考大人当下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公事公办地差人将陶阿顺拿下,发往苏州府讯问。陶阿顺经不住拷问,“顺顺当当”地就招供自己系受周福清指派,来如此这般行事的。苏州知府当即拿下,并迅速报告吏部,将陶阿顺及物证押送杭州。浙江巡抚崧峻马上命令杭州知府陈鹿笙审理,同时将考生马家坛及鲁迅父亲周伯宜的考卷扣留。
这件事在京城和两江传开,影响很大,御史诸成博先向光绪皇帝上了奏摺禀告此事;十天后,浙江巡抚崧峻的“请示报告”也摆到了光绪皇帝的面前。光绪皇帝当即给吏部下了批示:将周福清即行革职,查拿到案。
周福清被解审讯时,他撒谎说,自己是到北京探亲的,路经上海时得知这次主考殷如璋系同榜进士,一时起意属于“即兴作案”,想为几位应试的同乡子弟疏通一下,事前其他涉案人员并不知此事。至于那一万元的银票,他说那只是“一纸空票”,自己推想“事成之后”那几位家道殷实的考生,能承担他许诺的这一万元费用。这样以来,周福清就把一切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了,使其他同案犯“成功解套”,他自己也因为没查出真金白银,属于“犯罪未遂”,没有形成严重后果,送的也不是银号的庄票,为他日后得以“从轻发落”,有了因由。崧峻不知是出于“官官相护”,还是“同病相怜”,就向清廷写了报告,极力为周福清开脱。刑部也基本以崧峻的意见为基础,向光绪皇帝奏道:罪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但是,光绪皇帝不肯通融,当天即下了圣谕:判周福清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周福清就这样在等待“秋斩”的过程之中,侥幸几年未被选中。原来每年被皇帝朱笔批准死刑的人,也是有比例、指标的,不是一刀切。也许是命运安排,也许是黄金白银送礼起了作用,周福清在监狱里竟然“三次未中”,因此改为终身监禁;又因为光绪皇帝被软禁之后,慈溪垂帘听政,礼部尚书薛允升在慈禧面前为他求情,终于在1901年,他64岁的时候获得释放。而他的儿子,也就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已经于1896年10月12日(农历9月6日)因病去世了,终年只有37岁,属于中道夭亡。周福清老人,在“由小康陷入困顿”的生活之中,到1904年去世。
那么,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得的是什么重病呢?
鲁迅祖父周福清因贿赂案发入狱之后,其子周伯宜,也就是鲁迅的父亲在杭州乡试,因与“高考贿赂案情”有涉,故被拘捕审讯,后又被革去秀才,精神情志上蒙受了沉重打击,一时郁怒成疾,无处发泄,便借酒浇愁。对于他的坏脾气,鲁迅先生印象深刻,多次提到过。按照中医学的理论,忧思伤脾,郁怒伤肝,情志不遂,易成大病。肝气不舒,情志不遂的人,也更容易发怒。而发怒的过程,气血上涌,让人面红目赤,腹胀胁满,既不利于消化,也不利于气血运行。因此,中医说“怒伤肝”。
伤肝的人,应当节制情绪,调节饮食,而不能过量饮酒。周伯宜面对自己前途被毁,父亲生死难卜,还需要经常打点走动,送礼求情,探求消息。他悔恨郁闷,整日借酒浇愁,而过度饮酒会加重肝的损害。渐渐地,他的脾胃,他的肺肾也受到影响,除了胁肋疼痛之外,出现了腹胀、水臌。周伯宜在生病期间,不注意调养,病状逐渐加重。他自己感到好象一匹布紧裹着身体一样难受。而且由于疼痛不止,有人劝他服鸦片救急,渐渐地就成了瘾,有些非此不能止痛了。有一次鲁迅与他母亲出去找周伯宜,只见他正躺在烟馆里吞云吐雾,母子二人只好含泪离开 。
周伯宜想到家遭变故,为了“罪减一等”的父亲,已经买了不少田产,诊病又需要花很多的钱,不得已还得卖地,他的心中充满惆怅。然而地只剩下稻田二十亩,是一家人的口粮,不能再卖了。积蓄花光了,就卖东西,或者上当铺。因此,他一开始舍不得花钱治病,又觉得自己的身体逐渐支持不住了。他感觉到的症状不再是吐血,而是小腿肿,鼓胀,浑身乏力。俗话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浮肿病不是一个简单的小病。他最后决定请医生治疗,而请医生就得请最好的。据说当地有名的医生是“姚芝仙”,他的诊费是每次一元四角。现在听起来不算什么,可是当时可以说是一笔巨款,又加上是隔一天诊一次,更难负担。但此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咬咬牙去拼凑。
前后两年的诊疗过程,疗效并不理想。周伯宜的水肿越来越厉害,慢慢的由腿部肿到肚子上。人瘦得不堪,起床走路变得不可能。他甚至连摔碗的力气也没有了,常对他的妻子说,觉得自己好像浑身被湿布捆紧了,动也不得动,连喘气都感到吃力。
对全家最难的是筹钱来买药。高明的大夫用药也特别,价钱一般都不低廉。买药的任务都由老大来承担。鲁迅(当时名叫樟寿)几乎每天都要出门办事,不是去当铺就是去药铺。在塔子桥东咸欢河北,有一个“恒济”当铺,他是那里的常客。当铺的伙计通称“朝奉”,都有一副傲慢的神气,对来当的物品百般挑剔。而当铺的格局也很奇特,柜台很高,个子矮小的樟寿要踮脚仰视,才能看到小窗户内的朝奉。他就这样把母亲给他的东西换成钱,然后拿了钱去药房抓药。
长达两年的痛苦经历,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为鲁迅父亲治病的医生,由“姚芝仙”换成了“陈莲荷(实际上是何廉臣)”,也没有能够挽救鲁迅父亲的疾病,这类疾病属于中医所说的四大难证之一,在当时很难治愈。1926年,鲁迅把《父亲的病》这篇文章,收集在《朝花夕拾》里,对于当年父亲患病的过程,进行艺术加工,对于中医则尽可能进行贬低和批判。这不完全是他借机发泄私愤,而是那个时代的风格。丁文江甚至写诗把“喝酒吃肉骂中医”,当作一种消遣,是“最革命”的象征。
为了说明鲁迅对于中医的态度,需要看看当时他对于中华文化的认识,应该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认识。
1918年7月5日,鲁迅给办《新青年》杂志的钱玄同写信。钱玄同是他在东京时期的同学,也催促他创作《狂人日记》《阿Q正传》的约稿人,笔名叫“金心异”,他们一起为《新青年》撰稿。鲁迅在信中说:“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指刘师培等),要刊(《国粹学报》)丛编,(以与《新青年》竞争读者),却也好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鲁迅这样谈论国粹,今天我们读来可能觉得很诧异,但是,那时候“进步青年”的思想就是这样一种状态。鲁迅说,我“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但该坏种等只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即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指刘师培研究《文心雕龙》),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 ”
在这封信里,鲁迅为了维护《新青年》杂志,而批评《国粹丛编》,谩骂爱心维护中华文化的学者,是很过激的言行,他日后应该为此而感到脸红,应该后悔不迭。但是,当时为何能够写出这样的文字?尽管是对于“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写密信,也不应该这样斯文扫地,如泼妇骂街一般。
1919年4月16日,在五四运动前后,鲁迅给编辑《新潮》杂志的傅斯年写信,傅是学生领袖。《新青年》杂志,是北大几个老师轮流编写的;而《新潮》杂志,是北大学生1919年1月创刊的,由罗家伦和傅斯年主编,销路很好、很火爆。鲁迅在信里说:“《新潮》每本里面有一二篇纯科学文,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见,以为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譬如说天文,忽然骂阴历;讲生理,终于打医生之类。现在老先生听人说‘地球椭圆’,‘元素七十七种’是不反对的了 。”
在五四前后,在鲁迅的眼里,中医属于旧医学,讲生理的时候就需要“打一打”。因为,他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同学,也是章太炎的弟子的余云岫,已经在1916年作《灵素商兑》,开始了向中医理论的“正规进攻”,鲁迅对中医采取“打医生”的策略,只不过是一种“声援”而已。
鲁迅这样的认识,与当时新思潮进入中国遇到阻碍有关。他在1920年5月4日,给他的学生宋崇义写信,认为五四运动“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祸萌是甚冤也。”他当时没有看到五四运动的深远影响,这与后来人们的认识有所不同。他说:“近来所谓新思潮者,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一入中国,便大吓人;提倡者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固不任其咎也。要之,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倘能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者较有秩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 ”
鲁迅在宣扬新思潮的时候,只看到了新思潮的积极意义,唯恐新思潮来的不彻底,来的不够迅猛,而没有料到全盘否定中华文化的“远期后遗症”。他在打碎旧世界的时候,在控诉旧世界“吃人”的时候,也同时打碎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建立起来的许多优秀传统。他们当时甚至把中国所以落后的原因,归结到中国的文字上,提出来要消灭汉字。在今天看来,这无论如何是错误的,就像当年的红卫兵一样,鲁迅他们年轻的时候(尽管他当时已近40岁,思想还是年轻而幼稚的),也犯下了几乎不可饶恕的错误。
在前面一节里我们已经说过,以吴稚晖为代表的旅法留学生《新世纪》派,于1908年前后首先提出中国文字是“野蛮”的、“落后”的,要用“万国新语(世界语)”取代汉语。他们说汉语已经不能适应时代进步的需要,“其意义为野蛮无意识之混合,绝无存立之价值”,“汉土之文,不在摧烧之列,即为送入博物馆之料” 。“中国文字为野蛮,欧洲文字较良”,“弃我中国之野蛮文字,改习万国新语之较良文字,直如脱败絮而服轻裘,故无所用其更计较。 ”章太炎先生在日本期间曾经与之论战,但是影响不大。五四前后,取消汉字之风,被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又捡起来了,其影响随着白话文的推行,而日益高涨。
章太炎的弟子“疑古玄同”高喊:“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鲁迅说:“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瞿秋白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混蛋的中世纪茅坑。”
傅斯年说:“中国文字的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是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 。”
在这样的背景里,中医学能够被人们正确认识吗?显然不能。
1922年鲁迅住在北京,当时他已经42岁了。12月3日,他在为《呐喊》出版写自序的时候,提到了中医。自序的开头,他提到了自己的家事,提到了自己的成长过程。那是很不幸的一个童年记忆。他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他把陷入困顿的原因,归结为他父亲的病,而在他的眼里,医生简直就是趁火打劫。“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在这段描写中,他父亲患病两年多的事情,被放大为四年多。
紧接着,鲁迅自叙父亲病逝之后,他的家道衰落了。他不得不放弃了仕途的道路,去学差一等的“洋务”。“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所谓仕途经济)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失意的鲁迅,进了南京水师学堂。他为了不暴露“鲁迅的真实身份”而隐姓埋名,不让人知道鲁迅就是“教育部佥事周树人”,用的是字母N和K来代替这个学堂。
在学堂里,他“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笔者按,格致就是后来人们说的‘科学’),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也就是知道了一些早期的西方医学知识,这些极不成熟的知识,使他“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也就是说,鲁迅看中医、评论中医的依据,是西医的解剖,是日本的取消汉方医的政策,而不是在中医治疗他父亲的当时,就抓住了诊病中医的把柄。
在那个时代,由于当地还没有西医,唯一的就医选择就是中医。1926年,鲁迅在《父亲的病》之中,对于中医与西医的评价是显然不同的。他说:“凡国手,都能够起死回生的,我们走过医生的门前,常可以看见这样的扁额。现在是让步一点了,连医生自己也说道:‘西医长于外科,中医长于内科。’但是S城那时不但没有西医,并且谁也还没有想到天下有所谓西医,因此无论什么,都只能由轩辕岐伯的嫡派门徒包办。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所以直到现在,他的门徒就还见鬼,而且觉得‘舌乃心之灵苗’。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
鲁迅在文中,把“巫医不分”扣在中医的祖先头上,而且把当代的“岐黄传人们”仍然等而同之,看不到时代的进步。其实,历史上是中医第一个喊出反对巫术的就是春秋时期的中医扁鹊。《左传》记载的春秋时代的医学家,有齐医、楚医、秦医医缓、医和,晋医医衍,都是君侯国里的官员,有级别、有俸禄,所以《国语》记载医和说“医固官也,医之上者,上而医国”。他们这些官医与巫师分灶吃饭,各有自己的“业务范围”。因此,晋景公于公元前581年做恶梦之后,害了一场大病,他贵为国君,能够“医巫并用”,所以既请桑田巫占卜,也请秦国的医缓诊治。桑田巫的占卜结果,是“大衍之后,在晋绝嗣者为祟”;医缓经过诊察,断定是“病入膏肓”,针药难于治疗,必须注意生活调养。
春秋末期的医学家扁鹊,根据自己行医经历,以及医学与巫术的斗争情况,更是明确提出“信巫不信医者,六不治也”。由此可以看出,医学科学与巫术的斗争,在春秋末期已经十分激烈,并且形成势不两立之两大职业。医学家敢于大胆地反对巫术,靠什么?当然不可能靠无神论,而是靠自己的医疗水平,也就是靠“竞争优势”,当时医学已经胜过了巫术。《黄帝内经》也把“拘于鬼神者,不可言至德”写入中医的经典之中。也就是说,在古希腊的西医之父希波克拉底“向众神”宣读医生《誓言》的时候,中医学已经同巫术分道扬镳了。鲁迅置这些基本事实于不顾,说民国年间的中医仍然“见鬼”,是医巫不分,实在是一种故意泼脏水,是一种污蔑。
当然,现在看来,信巫与信医是每一个人的自由。有市场存在,所以巫术、巫医仍然没有灭绝,这只能怪医学落后。因为,有的时候,医学治疗的效果,还赶不上巫术。世界上那么多医源性疾病,就是鲜明的证据,中医、西医都非尽善尽美。
鲁迅在对于中医存有偏见之后,就借着一个笔名(当时见到他的人都称他为周树人,只有《新青年》的少数几个编辑知道他就是鲁迅),骂开了中医。他说自己学习了西医的生理解剖和化学之后,进行反思,结果就“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他的所谓中医是骗子的论调,是自己“悟得”的结果,而不是历史事实;中医医生与患者的关系,经历了几千年的生死考验,难于割断,不容玷污,即使在在鲁迅的眼里,当时的医患关系也是融洽的。但是鲁迅别有用心地说这种关系是一种欺骗的结果,“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就这样把一贯倡导“仁心仁术”的中医,不容声辩地推到“骗子”的席位上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推论正确,鲁迅虽然无法引经据典,也没有事实作依据,就把日本的取消中医(汉医)拿来说事,他说“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不错,日本从引进“兰医(荷兰医学)”、“德医”之后,逐渐打击排斥汉医,并进一步取消了汉医,是在明治维新早期推行的一种医学政策,并且达到了逐渐消灭汉医的结果,国家也逐步强盛起来。但是,日本有日本的情况,日本的强盛过程也绝非只是发展西医消灭汉医一个原因。鲁迅不过是借题发挥,牵强比附,胡乱联系而已。下一节我们还要系统阐述。
他所以有这些不正确的看法,是因为那个时候他还“幼稚”,因此,他接着在《呐喊自序》里说:“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毫无疑问,“悟得”中医是骗子的时候,是在他去日本之前,是他自己的个人想法,尤其是基于当时他父亲的病而产生的想法,这是一个具有批判思维少年所产生的“体悟”,未必正确。因为怀着对于中医的仇恨,对于父亲被误治的痛苦,他来到了日本。他自己称“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来到日本学习西医,思想是不成熟的。他在骂中医的时候,也是当年“旧恨”的一种回放,而不是“新仇”。
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关于“骗子”的标准问题,鲁迅没有说。什么人才能被称为骗子?不是随便有一种不满,就可以把别人称为骗子的。尤其是不能以偏概全,按照自己的心愿,把整个“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中医们随意称为骗子。现在,我们翻遍所有字典,查找关于“骗子”一词的的解释,都说故意欺骗他人,谋求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才是欺骗;以欺骗为生的人,才是骗子。也就是说,所有的“骗子”都是有意的。“无意的骗子”是鲁迅的发明,是他自己“悟”出来的罪名。如果按照鲁迅“无意骗子”的说法,世界上的“骗子”可能比正常人多得多。
在医学里,“有意欺骗”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叫做“保护性医疗”。“保护性医疗”尽管主观上是为了患者的利益,难道其中就没有医生的利益吗?
鲁迅在病重的时候,就说过“你们骗我,大夫一定说得很严重,我看见史沫特莱哭了。我不同意住院检查。”鲁迅说的“你们骗我”的“你们”是骗子吗?是有意欺骗,还是无意欺骗呢?
学习中医,应用中医,研究中医,发展中医。
鲁迅当年隐姓埋名骂中医鲁迅是当代的伟人,是人们心目之中的骄傲。然而85年之前,他关于中医的只言片语的言 ...
引用 6# | 曹东义 发表于 2015-11-14 06:17 PM

鲁迅在病重的时候,就说过“你们骗我,大夫一定说得很严重,我看见史沫特莱哭了。我不同意住院检查。”鲁迅说的“你们骗我”的“你们”是骗子吗?是有意欺骗,还是无意欺骗呢?
在没有抗结核西药的1936年,鲁迅吃的很多西药,都是“毫无作用”甚至是有害的。当然,1896年他父亲如果找西医治疗,也不可能不被西医学欺骗,因为那时没有特效药。到鲁迅死的时候,全世界的西医都没有抗结核的特效药,不“有意欺骗”也得“无意欺骗”。
恰成对照,中医药之中很多天然成分,却是“有意无意地”能够抑制结核菌的生长。当然,中医治疗结核病,主要是调整身体的抗病能力,而不一定是抗菌杀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只要抗结核西药耐药、无效的时候,大多可以从中医药的治疗之中获益。
其实,五四前后伴随新文化运动而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事情,时过不久当事人大多有所悔悟,以为自己的言行太过火了。钱玄同甚至觉得面对当年的文章,羞愧万分“惭汗无地”。
1924年1月12日《晨报副刊》刊登的曾秋士(孙伏园)所写的《关于鲁迅先生》,文中记载,鲁迅与孙伏园谈话时说:“中国书籍虽然缺乏,给小孩子看的书虽然尤其缺乏,但万想不到会轮到我的《呐喊》。我虽然悲观,但到今日的中小学生长大了的时代,也许不至于‘吃人’了,那么这种凶险的印象给他们做什么!我一听见《呐喊》在那里给中小学生读以后,见了《呐喊》便讨厌,非但没有再版的必要,简直有让他绝版的必要,也有不再做这一类小说的必要。《呐喊》的畅销,是中国人素来拒绝外来思想,不爱读译作的恶劣根性的表现。”
鲁迅借狂人之口,说中国历史从头到尾,字里行间只有歪歪斜斜的两个字“吃人”,显然是太过分了,太荒谬了。那么,他对于中医的评价呢?是否也不正确?好象是他自己顾不了那么多了。但是,读者诸君,只要您仔细读鲁迅的《呐喊自序》,可能早就看出来了。鲁迅早已否定了这种看法,认为当年到日本去学习医学时的思想是很幼稚的。
另一个不为人重视的事实是,鲁迅当年骂中医时的身份是笔名,不是真名实姓。他当时既没有想到《呐喊》可以风靡一时,也不曾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旗手”,自己的一言一行会被放大,有着非凡的影响力。否则,他会加以慎重考虑,不至于如此出言不谨。
1926年,在他最早期的著作《呐喊》火暴之后,鲁迅说:“近几年《呐喊》有这许多人看,当初是万料不到的,而且连料也没有料。不过是依了相识者的希望,要我写一点东西就写一点东西。也不很忙,因为不很有人知道鲁迅就是我。我所用的笔名也不只一个:LS,神飞,唐俟,某生者,雪之,风声;更以前还有:自树,索士,令飞,迅行。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因为那时的《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现在是有人以为我想做什么狗首领了,真可怜,侦察了百来回,竟还不明白。我就从不曾插了鲁迅的旗去访过一次人;‘鲁迅即周树人’,是别人查出来的。”
由此不难看出,周树人当时在教育部任职,是一个ZF官员。他以为以鲁迅为假名字发表的东西未必会多么热销,更不会想到他日后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会如此之大,影响会如此之深远。1933年,鲁迅在《伪自由书前记》中提到,有人为了人身攻击,曾经故意在1926年发表文章,揭破他真实身份,说“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时隔十年,在“大家都忘了”之后,又一次提起来,仍然义愤填膺 。
鲁迅对于中医与西医治疗原理、效果的看法是错误的,完全不能用来判断是否属于欺骗,是否是骗子,以之来评价中医与西医,完全是错误的。
鲁迅错了不要紧,关键是被一些“别有用心攻击中医的人”加以利用,把鲁迅的污点、错误放大,最大化,以此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一个也不放过”的鲁迅,他一旦明白过来,他一旦知道了其中的道理,看到了今天的中医与西医的友好团结,他会做何感想呢?
我认为他会拍案而起,大吼一声:“我岂能容你?!小爬虫,你敢利用我!!!”
在鲁迅的时代,阿Q、孔乙己、九斤老太、祥林嫂们自不必说,有了病是要看中医的。但是,在有条件接受西医药治疗的文化名人们心目之中,他们对于中医药的信仰已经消失,甚至把中医药当作“打一打”的对象,或者作为批判旧事物的靶子,有意无意地要加以嘲弄。
鲁迅所说,“陈莲荷”开的药引有“原配的蟋蟀一对”等等,未必就是历史事实,因为翻遍中医的书籍,我们也找不到这样的处方。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先生近年所写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其中提到一只由上海“种德堂”老药铺生产的“双料——乌鸡白凤丸”的匣子。周海婴回忆说:“母亲(许广平)当时因过度劳累,白带颇多,西医让用冲洗方法,没有见效。她遂买‘乌鸡白凤丸’服了,见效很快,连西医也感到吃惊。这种中药丸,后来父母亲还介绍给萧红服用,因她也是体弱劳累,生活不安定,以至患了妇女的月经不调症,结果也治愈了。”周海婴先生据此评论说:“曾有人著文,说鲁迅反对中药,更不信中医,实际似乎并不如此。”在书中海婴还提到,他幼年在上海患严重哮喘,各种药都不灵。经人介绍,鲁迅在脸盆内用开水调芥末二两,浸入一条毛巾。然后将毛巾拧干,热敷于患儿背部,疗效大好。这显然是一种民间的中医疗法。鲁迅亲自操作,屡试不爽,这也应该说是对中医中药的一种态度吧!
其实,历史的真实情况未必如此,鲁迅对于他喜爱的乌鸡白凤丸,也是一边享受着它良好的疗效,一边却对于这种中药大加嘲讽指责。他在生命最后关头的1936年8月23日,写了一篇文章《这也是生活》,其中描述过一个病例,鲁迅说:“我有一个亲戚的孩子,高中毕了业,却只好到袜厂里去做学徒,心情已经很不快活的了,而工作又很繁重,几乎一年到头,并无休息。他是好高的,不肯偷懒,支持了一年多。有一天,忽然坐倒了,对他的哥哥道:‘我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从此就站不起来,送回家里,躺着,不想饮食,不想动弹,不想言语,请了耶稣教堂的医生来看,说是全体什么病也没有,然而全体都疲乏了。也没有什么法子治。自然,连接而来的是静静的死。我也曾经有过两天这样的情形,但原因不同,他是做乏,我是病乏的。我的确什么欲望也没有,似乎一切都和我不相干,所有举动都是多事,我没有想到死,但也没有觉得生;这就是所谓‘无欲望状态’,是死亡的第一步。曾有爱我者因此暗中下泪;然而我有转机了,我要喝一点汤水,我有时也看看四近的东西,如墙壁,苍蝇之类,此后才能觉得疲劳,才需要休息。 ”
鲁迅描写的这个高中生,他的病是一个典型的西医查不出病来,而中医完全有可能治愈的病例。但是,鲁迅不这样看,不仅他不这样看,而且文章的末尾,他提到了人们认识上的片面性,不但想到了盲人摸象,而且捎带着把乌鸡白凤丸加以嘲弄一番。他说:“于是所见的人或事,就如盲人摸象,摸着了脚,即以为象的样子像柱子。中国古人,常欲得其‘全’,就是制妇女用的‘乌鸡白凤丸’,也将全鸡连毛血都收在丸药里,方法固然可笑,主意却是不错的。”
乌鸡白凤丸的制作,都是写明了“去毛爪肠”才入药的,鲁迅在这里有意无意地,把一盘脏水泼了过去,尽管他泼的是他喜欢的乌鸡白凤丸!
因为鲁迅对于草根树皮为主的中药,是很不相信的,所以他在《新药》这篇文章里,借中医复方与西药单一成分的对比,发挥说:“总而言之,先前所用的是单方,此后出卖的却是复药了。复药虽然好像万应,但也常无一效的,医不好病,即毒不死人。不过对于误服这药的病人,却能够使他不再寻求良药,拖重了病症而至于胡里胡涂的死亡。 ”这是1933年他对于中药复方的认识。
鲁迅在1925年,曾经大谈他对于中医的怨恨,其中既有他父亲的原因,也有他自己在牙齿病治疗上的不幸遭遇,因中西医对比而生的“新恨”。他说:
自从盘古开辟天地以来,中国就未曾发明过一种止牙痛的好方法,现在虽然很有些什么“西法镶牙补眼”的了,但大概不过学了一点皮毛,连消毒去腐的粗浅道理也不明白。以北京而论,以中国自家的牙医而论,只有几个留美出身的博士是好的,但是,yes(是的),贵不可言。至于穷乡僻壤,却连皮毛家也没有,倘使不幸而牙痛,又不安本分而想医好,怕只好去即求城隍土地爷爷罢。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并非故意和牙齿不痛的正人君子们立异,实在是“欲罢不能”。听说牙齿的性质的好坏,也有遗传的,那么,这就是我的父亲赏给我的一份遗产,因为他牙齿也很坏。于是或蛀,或破,……终于牙龈上出血了,无法收拾;住的又是小城,并无牙医。那时也想不到天下有所谓“西法……”也者,惟有《验方新编》是唯一的救星;然而试尽“验方”都不验。后来,一个善士传给我一个秘方:择日将栗子风干,日日食之,神效。应择那一日,现在已经忘却了,好在这秘方的结果不过是吃栗子,随时可以风干的,我们也无须再费神去查考。自此之后,我才正式看中医,服汤药,可惜中医仿佛也束手了,据说这是叫“牙损”,难治得很呢。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医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如此者久而久之,直至我到日本的长崎,再去寻牙医,他给我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谓“齿袱”,这才不再出血了,化去的医费是两元,时间是约一小时以内。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到现在,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单方怎样灵,我还都不信。自然,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
鲁迅对于中医的仇恨,由来已久,但是,都是他个人的经历,对于别人的经历和体会,他是不相信的。因此,他说“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单方怎样灵,我还都不信。自然,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
鲁迅通过自己的经历,与中医结成了“深仇大恨”,是父一辈与子一辈两代人的事情,难解难分。所以,他经常把中医比拟成他另一个敌人,他说“又是章士钊!我之遇到这个姓名而摇头,实在由来已久;但是,先前总算是为‘公’,现在却像憎恶中医一样,仿佛也挟带一点私怨了,因为他‘无故’将我免了官,所以,在先已经说过:我正在给他打官司。”
写到这里,我们已经对于鲁迅如何看中医,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鲁迅作为一代伟人,有他的贡献,但是,他对于中医的认识是错误的,是带有偏见的。
鲁迅嫉恶如仇,不仅对于他的仇人“一个也不放过”,而且对于不符合他的标准的老师,也可以凭着自己的“想当然”观点,进行评判。他对于章太炎先生的看法,就是如此。有一次章太炎先生谈到了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关系,其中说:“你们说文言难,白话更难。理由是现在的口头语,有许多是古语,非深通小学就不知道现在口头语的某音,就是古代的某音,不知道就是古代的某字,就要写错。……”这本来并无什么原则错误,鲁迅以为章太炎是研究国学的,对于白话文没有权力“瞎评论”,因此就写了《名人与名言》一文进行批评,让人们不要因为章太炎是名人,就把他说的话当作名言。
鲁迅说:“因为白话是写给现代的人们看,并非写给商周秦汉的鬼看的,起古人于地下,看了不懂,我们也毫不畏缩。所以太炎先生的第三道策,其实是文不对题的。这缘故,是因为先生把他所专长的小学,用得范围太广了。”鲁迅分析说,“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其实,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倘谈文献,讲《说文》,当然娓娓可听,但一到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即其一例。 ”
鲁迅于1935年对于章太炎先生的这段批评,不知道章先生是否见到,即使他见到了,是否知道署名“越丁”的作者就是他的学生鲁迅呢?也许鲁迅为了给老师留一些面子,在文章的最后,就说到:“我很自歉这回时时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大约也无伤于先生的‘日月之明’的。至于我的所说,可是我想,‘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盖亦‘悬诸日月而不刊’之论也。”
当然,鲁迅对于章太炎先生的“善意批评”,也不限于这一次。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篇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是章太炎去世之后鲁迅所写的纪念文章,在这篇纪念文章里,鲁迅仍然有所批评。他在文章之中说:“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官绅集会,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
章太炎先生的晚年,一直在苏州讲国学,并没有“和时代隔绝”。鲁迅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认识,完全是他对于国学的误解。他以为国学无大用,是不值得提倡的,他在五四前后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认识。他认为,最重要的是革命,一旦放弃了革命,就意味着堕落。因此,他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
学习中医,应用中医,研究中医,发展中医。
鲁迅在病重的时候,就说过“你们骗我,大夫一定说得很严重,我看见史沫特莱哭了。我不同意住院检查。”鲁迅 ...
引用 7# | 曹东义 发表于 2015-11-14 06:17 PM

鲁迅回忆所接受于章太炎的教育,是他“一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其实这也许是“世事异也”,二人所走的道路不同所造成的。
鲁迅竟然说晚年的章太炎:“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对于1933年,章太炎出版自己的著作,也大加非议:“一九三三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早期革命文章)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成册。”他这样评论章太炎对于国学的研究和开讲习所传播国学,是不够公允的,也是他以自己的爱憎苛责师长的表现。
谈论鲁迅对于中医的态度,不能不说他的小说《药》,尽管其中没有说中医如何不好,但是人们一直认为治痨病的偏方“人血馒头”,可能与中医有关。反中医人士,2006年在网络里搞取消中医活动,更是把这种野蛮的偏方硬按在中医头上,当成鲁迅批判中医的一个依据。我们查遍了中医的古籍,也没有发现有这样的偏方,一贯提倡仁心仁术的中医,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偏方呢?现实里没有找到依据,我还得回到鲁迅这里来。他是怎么听说的?抑或他是怎么构想的?为什么要这样构想?
为了打开这个问号,我必须从鲁迅对于“小说”的态度谈起。他在1933年评论说:“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
为了改良社会,鲁迅创作了许多典型意义的人物,说了许多象征性的事件。他说:“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鲁迅依靠“医学上的知识”,主要是用来宣扬西医知识,批评中医落后陈旧。鲁迅希望在小说里表现自己的爱憎和观点,以便实现他改良社会的美好愿望,所以他说:“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人血馒头事件”,就是他提炼的一个“病态社会”的典型材料,主要是为了说明民众的愚昧无知,也从一个侧面控诉黑暗势力对于革命党人的屠杀,对于“偏方”出自谁之手,倒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也是反中医人士“悟出来的”一个用意。鲁迅在《药》里没有格外指责中医,因为这件事可能就是虚构的。
鲁迅说:我“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
由此看来,虚构故事是为了表达思想,完全没有必要一一加以考证,那样不仅失之拘泥,而且完全违背鲁迅创作的初衷。小说毕竟不同于杂文,不是写实,而是创作。鲁迅说:“还有一层,是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
我们认为,1933年鲁迅先生的这段话,尽管是回忆,“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后并无所作,也没有长进,编辑先生要我做一点这类的文章,怎么能呢。拉杂写来,不过如此而已。”我们只有正确认识他的原意,对他不当的地方进行批评,才符合他的思想,毕竟历史又过去了70多年,我们不能要求鲁迅先生在那个时候正确认识中医。但是,“东方科学七君子”在发表“迎奥运宣言”的时候,提出来把鲁迅在《呐喊自序》里骂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的话,从中学课本里删去,这种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也是负责任的行为。不然,我们看到的就是有损于鲁迅形象的缺点,这个缺点经常被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用来攻击中医。
余云岫“医学革命”灭中医
学习中医,应用中医,研究中医,发展中医。
鲁迅回忆所接受于章太炎的教育,是他“一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 ...
引用 8# | 曹东义 发表于 2015-11-14 06:18 PM

余云岫“医学革命”灭中医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余云岫是近代历史上,反对中医的人物之中最卖力气,“成就”也最大的一个代表,被反中医人士尊为“领袖”。解剖他反中医思想形成的过程,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这段历史。
余岩,字云岫,号百之,谱名允绶。兄弟五人,其为长兄。1879年9月14日生于浙江镇海澥铺余严村。家庭很穷困,六岁入乡塾读书。1894年中日战争时,他已14岁,1900年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中国的那一年,他22岁了。他目击了祖国人民被外兵的践踏凌辱,联想到“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唤起他研究学术,科学救国的热情。他在浔溪学堂,虽已受了较现代的教育,但仍不满足于已知的学识,就买了许多数理化一类的书来自修,到1905年,才得到公费派赴日本留学的机会。此后得以听到章太炎在日本讲解国学,成为章太炎众多弟子之中的一个。
他在日本学习医学时,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国势蒸蒸日上,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日本的医学,几千年以来,属于从中国传入的“汉医系统”。自1868明治维新之后,日本ZF采取新的医学政策,引进建设德国与欧美的医学体系,逐渐废止“汉医”,使日本医学得到很快的发展。他以为中国也可以照样做。
他在1921年发表的《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之中,描述了他的思想转变过程。他说:“当初,我一意要入医学校去学医学的时候,原是抱了一种极大的野心。我想,中国的医学是数千年来相传的学问,历代名医很不少,历史和名人笔记里面所记载的医话,说得很有奇效。《内经》、《伤寒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籍也很多。我以为中国的医学是一定有研究的价值,一定有很好的成绩可以研究出来,并且研究这个学问一定是很有趣味的。谁想学了西医以后,再把中国医学书翻开来读读,竟是大失所望,把我十年来痴心妄想要发现国粹热的狂热,竟变成‘一片冰心在玉壶’了。 ”
学习了西医就看不起中医,甚至反对中医的人,远不止鲁迅、余云岫,在日本执行取消中医政策很卖力的人员之中,就不乏从中医阵营这边叛逃到西医阵营里的人。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于1879年2月24日由内务省发布“医师考试规则”之后,在“致道馆”学习汉医的学生,就有一大半“弃汉从洋”改成了西医学生,致道馆也因此而被迫关闭 。协助内务省卫生局长长与专斋,消灭汉医的得力助手原履信,他曾经是著名汉医浅田宗伯的门人,明治维新之后转换门庭,于1877年前后,到力主取消汉医的长谷川泰那里“再度受业”,并游学西医院校,不仅一变而成开业西医,而且转眼就四处游说,以现身说法劝说他人“弃汉从洋”,甚至百般诋毁汉医。他因此而得到赏识,不仅成为区议员,而且还成了卫生会的会长。他的老师浅田宗伯气愤至极,写了一封“与原履信书”,忠告他“足下诚知其罪,则宜翻然悔悟,愤然感激,以有所报于吾道,则朋友亦将知足下改过不咎。若不然,不惟取笑于当世,亦将遗臭于千载,窃为足下不取也。 ”
学术斗争,植根于世界观的不同,是很难改变的。但是,1895年之后,汉医作为一个医学体系在日本被取消了,此后坚持恢复汉医学术体系的许多学者,却是出身于学习西洋医学之后,又学习了汉医知识的有识之士。其中很多人,都是看到了汉医能够独立解决西洋医学所不能解决的临床难题,看到了汉医巨大的现实价值,才起而维护汉医的。邓铁涛先生倡导“临床史观”,尽管是后话,但是可以说没有临床疗效做基础,很多人的“中医专业信念”是难以牢靠的。
余云岫来到日本的时候,正是日本成功取消汉医之后10年,他看到的是一个曾经千百年来向中国学习的日本,在各个方面的崛起,他和鲁迅一样也是觉得“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因此就希望依靠医学革命,来改造中国。今天我们可以客观地说,余云岫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他开出来的“治病药方”却是“饮鸩止渴”。
在“引言”里,余云岫详细论述了为何要写作《灵素商兑》,他说:“或问余子曰:灵素商兑何为而作耶?曰:发《灵枢》《素问》之谬误也!曰:自人体解剖之学盛,而筋骨之联络、血管、神经之分布、脏腑之位置功能大明。自显微镜之制兴,而四体百骸之微妙无不显露。于是乎官骸脏腑之关系日明,而生理病理之本源流末,渐得其真相。至于今日,强半已为定论,洞然豁然,不容疑虑。《灵枢》《素问》,数千年前之书,以粗率之解剖,渺茫之空论,虚无恍惚,其谬误可得而胜发乎?曰:撷其重要,而尚为旧医称说之中坚者,而摧之也。”
从余云岫的论述里我们不难看出,他是借用西医的解剖、生理,来评价中医理论,已经不是论高低优劣,而是专门批判中医学的解剖错误。他之所以选择《灵枢》《素问》,是为了从根基上废止中医,“堕其首都也,弃其本源也。”他与日本首先从行政上废止汉医不同,是先造舆论,把中医理论搞臭,然后“使国人而皆有学术之头脑,则医学革命之举,已可如吹枯振落,迎刃而解矣。”这是一条从精神上打垮中医的战术,余云岫借助西医解剖实证的优势,高喊着“真理就在这里,你们投降吧!”
余云岫看到“新医日盛”,中医逐渐衰微,他认为这种变化来得太慢,中医学的存在,是推行西医的“大魔障”,所以下定决心,向中医大举进攻。他说:“《灵素》之惑人,两千余年于兹矣!今幸真理日明,混沌荒谬之说日就衰微。而蓬曲拘滞之士,犹复据守残喘,号召于世,日以阴阳五行之说,生克衰旺之论,荧惑天下,迷惘来学,使后学不复知更有近情真切之道可以请求,乃医学之大魔障也。”
余云岫把几千年的中医历史,看成一个保守落后,永不进步的历史,而这不进步的原因,就在于传统文化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所以他说:“是故积数千年而国势不长,学术不进,儒盩于思孟,医锢于岐黄,凿空逃虚,不征事实,其中毒久矣!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仓(仓公)鹊(扁鹊)而下,无讥可也。”余云岫“医学革命”的选题,直奔中医的根基,出招不能说不狠,用力不能说不大。但是,成效不是他期望的那样“轰动”,而是缓慢地深入了一部分人的“筋髓”,是一个慢性中毒的过程。今天仍有余毒未尽的后遗症存在,也可以叫做“阴魂不散”,有着强大的“后效应”。2006年反中医思潮沉渣泛起,其带头起事的人士,祭起的第一面旗帜,就是反对《内经》;供奉的第一个神物,就是余云岫。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是民族虚无主义者,同气相求,一脉相承。
余云岫也知道爱国,也知道国难当头,需要发挥国学的精华,但是,他认为中医不是国粹,而是与“裹小脚”一样的国耻。他说:“客曰:西学东渐,国势日蹙,有志之士日汲汲焉,以保存国粹为急务。吾国医学发源往古,岐黄而后,世有哲人,技之精者,几于起死,史传所载,私乘所记,不可谓尽诬也。即今乡曲之中,目不识丁者,持草药以治蛇虫之螯,亦往往验焉。夫以四千余年相承继之学问,代有发明。高文典册,裒然成帙,奏功驱疾往往而效,将必有至理存乎其间;好学深思,表而出之,以发挥祖国之光辉,岂非爱国志士所宜任哉!而子乃欲一笔抹煞之,无乃忍乎?”
其中的“客曰”是余云岫假想的“论敌”,这“论敌”的发问是多么深刻、严正!然而,余云岫在日本期间,已经把“废止汉医”的“教旨”深入骨髓,他只好歪曲历史事实,以屈就他的邪说了。他说:“吾国吾种,四千余年,治乱兴废,至今尚存者,其立国精神,乃在旧医乎?粹者,美之之辞。无美足扬,徒以其历史之久,蔓延之广,震而惊之,谓之国粹,是何以异于蜣螂之实粪土,鸱鸮之吓腐鼠耶?彼妇女缠足之风,轻盈莲步,何乃不谓之国粹而保之耶?几千年专制君主政体,亦有尧舜、禹汤、文武、汉文帝、唐太宗之治,何乃不谓之国粹而保之耶?彼旧医之所陈述,骨度、脉度、筋度、内景、皆模糊影响,似是而非,质以实物,关口夺气,无余地可以置辩也。称道阴阳,陈说五行,下与祝卜星相瞽巫为伍,故古多以巫医并称,则固世人所轻视,非有国粹之价值也。其所以治疗有效者,则数千年以人命为尝试,积之既久,幸中偶合者日益加多,犹多言之必有中也。黠者网罗成绩,勒为成书,以诏来兹;后起者循而为之,往往合焉。”
一部中医的历史,在余云岫的眼里,已经与千百年来的“蜣螂之实粪土,鸱鸮之吓腐鼠”无异;他认为中医即使有所可取,也已经是博物馆里的陈列,与共和时代的君主一样不合时宜了;这种关于人体结构的描述“皆模糊影响,似是而非”的医学,是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中医理论“称道阴阳,陈说五行,下与祝卜星相瞽巫为伍”,已经腐败不堪,都不属于国粹。即使中医临床治疗有效,也属于“数千年以人命为尝试,积之既久,幸中偶合者日益加多”,是杀人多于救人,偶然巧合,侥幸有效,更不算国粹。
但是,余云岫多言有失,在不遗余力攻击中医的时候,却提供了一个反面的证据,这就是“后起者循而为之,往往合焉”。为什后来的人按照前人的论述,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进行临床治疗“往往合焉”?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难道“幸中偶合”能解释“往往合焉”吗?
“往往合焉”是中医学能够传承几千年的基础。“幸中偶合”是余云岫强加给中医的不实之词。假如中医只是“幸中偶合”,而不是“往往合焉”,中医学就会被历史淘汰,勿需取消即自行消亡了。
余云岫说:“同一药石,活人、杀人,不能预卜。幸而中病,或能起痼;不幸而药不对症,虽良方亦是害人。至其何以活人?何以杀人?何以中病?何以不对症?旧医不自知也!徒以阴阳五行生克之说,补泻佐使之论,敷衍了事,凿七日而混沌依然。此其弊在无精确之理论实验,不能悉疾病之真态,不知药物入于体内,作如何化学物理学之影响也。故虽有良药奇方,由之而不知其道,历千余年而尚在朦胧恍惚之中,古方今病,聚讼不休,呶呶千载,迄无定论。何哉?无确实可宗之道,为之因也。”
学习中医,应用中医,研究中医,发展中医。
余云岫“医学革命”灭中医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余云岫是近代历史上,反对中医的人物之中最卖力气,“成就”也 ...
引用 9# | 曹东义 发表于 2015-11-14 06:29 PM

余云岫的指责看似有理,其实都属于“欲加之罪”,他过度神化了当代科学的能力,以为当时的分析化学“无所不能”,以为当时的生理病理解剖已经把人体了解透彻,西医之外已无其他医学置喙之地。科学进入了21世纪,尽管实验做了无数,金钱花了多少亿元,仍然回答不了“何以活人?何以杀人?何以中病?何以不对症”的问题,这是“当今科学无能症”,不是“阴阳五行生克之说,补泻佐使之论”的罪恶。相反,正是因为“阴阳五行生克之说,补泻佐使之论”才使得中医人员,可以驾驭化学成分十分复杂的中药,尤其是几味、十几味中药组成的复方,它们多是多组分的符复合效应,而不是单一化学成分的单一作用。当然,这些情况,在余云岫的时代是不可能知道的。那时对于中药之中,是否含有有效化学成分,是完全没有试验分析数据的。他竟然能够在科技知识如此贫乏的旧中国,靠着如此简单的化学知识,就敢于向中医学传承了几千年的理论挑战,可见中医学当时正处于“末法时代”。
余云岫说:“吾国之药物容有良品,处方亦容有奇验者,四千余年来之经验,诚有不可厚非,而无如其学说理论,则大谬而无有一节可以为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乃至蛇蝎螫啮,乞灵于乡曲目不识丁之徒,虽欲发表其功绩,将若何而言之?为今之计,惟有扑灭一切不根之虚说,导来者以入于科学实验之途。以今日生理、病理、医化学、药物学等研究法,发我宝藏,或有闪烁宇宙之望乎?已而已而。循旧医之道,吾国医学永无光明之日。虽欲保之,将奈之何哉!将奈之何哉!”余云岫由此走向了“废医存药”的道路,其实,“废医”必然导致“废药”,而不可能真正实现“废医存药”。
余云岫的“废医”过程,首先是废阴阳五行。他说:“通观《灵素》全书,其为推论之根据,演绎之纲领者,皆以阴阳五行为主。故阴阳五行之说破,而《灵素》全书几无尺寸完肤。岂惟《灵素》,岂惟医学,凡吾国一切学术,皆蒙阴阳之毒;一切迷信拘牵,皆受阴阳五行之弊,邪说之摈也久矣。十年以来,有识之士,辞而辟之者,颇不乏人。”余云岫看得很准确,阴阳五行理论在中医学之中,具有“元典”的地位,被奉为“天地之道”,是中医理论之中一切学说的基础。这一基础性的论述,被“唯物”实证的当代科学,视为虚妄不实的玄虚怪论,在当时的精英阶层中,几乎成了人人喊打的腐旧学说。所以余云岫说10年以来,批判阴阳五行的“有识之士”“颇不乏人”。
在五四运动之前,提倡新文化的精英们不仅批判阴阳五行,而且汉字也横遭指责,阴历、中医都属于被批判的对象。余云岫1917年发表此说,难怪他日后要以《医学革命》为书名,就是要用一个最响亮的名词,一个最时髦的旗帜,把自己包裹起来,欺蒙大众,误导青年,挖千年中医的根基,摧残我国固有医学。
余云岫否定阴阳五行,与当时精英们的观点是一致的,首先把阴阳五行等同于迷信巫术,说它是算命的工具,是需要唾弃的玄虚之学。余云岫说:“在昔上古,文化未开,人民崇信鬼神。故治天下者,即以神道设教,印度有婆罗门,埃及有僧侣,中夏则有巫祝,即所谓阴阳家也,皆秉莫大之权力,为民司命。欧西医术出于僧侣,中夏医术出于阴阳家,环球一辙,为人类进化学术发达之公路,由之而莫能离者也。《素问》云:‘古之治病,可祝由而已。’《周官》巫马之职云:‘掌养疾马而乘治之,相医而药攻马疾。’《管子•权篇》曰:‘好用巫医。’《太玄元数篇》曰:‘为医、为巫、为祝。’《海内西经》曰:‘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拒之。’郭璞注曰:‘皆神医也。’世本曰:‘巫彭作医。’《广雅》曰:‘医,巫也。’《隋志•医方家》,有郯子说阴阳经一卷。而古医字或从巫,此皆古代医出于阴阳家之左证。其支者,流为神仙方术之士,金丹导引之术,故医家所以解释病源,品定药性者,不出阴阳五行。由是观之,《灵素》之渊源,实本巫祝,宜其笃守阴阳五行之说,而不敢叛也。”
余云岫不愧是很有学问的反中医人士,旁搜博采,把古籍之中一切能把中医与巫联系在一起的记载,都搜罗起来,做成一段“铁证”,把中医与巫当成同一个对象来丑化。他觉得这样一来,把中医妖魔化,中医就成了巫神,让人们一看就心生厌恶,谁还找中医看病?取消中医,弃之如弊履,“吹枯振落”,易如反掌。余云岫的这些论述,大多贩卖于俞樾的《巫医论》,我们在前边已经加以论述,巫在历史上是最早、最大的知识分子;中医早就与巫分道扬镳,分灶吃饭了;中医是第一个反对巫术的,既见于典籍,也记于历史,不容抹杀,更不容颠倒黑白,随意向中医泼脏水。
余云岫说:“所谓阴阳者,犹物之有表里静动,数之有盈虚,度量之有修短轻重,动植物之有男女雌雄。磁电之有反正,化学之有酸碱,凡物之性之相反者,皆得而名之。其意不过如此,其用亦不过止此,非有神妙不测之玄机包于其中也。自阴阳家言之,以配天地,以统万物,遂为不可思议之种子。”余云岫有所不知,“其意不过如此”的阴阳学说,是用古代汉语写出来的辩证法,比黑格尔的辩证法早得多,而且是基于唯物的“辩证法”,这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大法宝。“遂为不可思议之种子”的原因,是他自己受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所束缚,是作茧自缚的结果。
余云岫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其本。’又曰:‘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阳化气,阴成形,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是则彼所谓阴阳者,神秘不可思议,为造物之玄宰。”几千年以来,各位中医读这一段论述,从来没有人说过“彼所谓阴阳者,神秘不可思议”,只是他受了机械唯物主义的毒害,才有了这样的观点。他所谓“造物之玄宰”,就是西方所说的上帝,是中国人所没有的概念,他横加指责完全是“张冠李戴”,文不对题。
余云岫说:阴阳“其大要以天地为主,以上下为位,以形气为体。由此而推之,彼见火炎上,而水就下也,则曰水为阴,火为阳,火热而水寒也,曰阳热阴寒。古有天动地静之说,则曰阴静阳躁。此种谬说,今日无可驳之价值。”余云岫强词夺理,对于古人正确地解释世界的理论,不加论述,不作分析,不说是非,不论对错,就扣上一个大帽子:“此种谬说,今日无可驳之价值”。
余云岫进一步攻击说:“彼所谓天者何也?曰积阳也。阳者何也?曰气也。即积气为天也。自今日考之,天无物焉,地者八大行星之一,天地可偶乎?气亦有形,稠空气而寒之,则成液;蒸水而沸之,则为气。形气有定乎?火炎上,水就下,以为阴阳,而不知水火之所以上下也。夫地面有空气,空气有浮力,地为大物,其心有引力,故地面之物,皆受此两力之影响。物之轻者,地心引力,不敌空气浮力,故胜而上升。物之重者,空气浮力,不敌地心引力,故沉而下降。水重于空气,故下降。火者,轻于空气之气体,炽热而发光,故上炎也。是则彼所谓水阴火阳者,直以轻于空气者为阳,重于空气者为阴矣。彼空气者,扩布于地而上下,属之阳乎?属之阴乎?彼空气有质有重,以地心引力之故,多聚集于下,故远地之空气稀薄,近地之空气浓稠。是空气兼有浮沉两态,将谓其在上者稀、者阳,而在下者稠、者阴乎?藉曰是也。而其界限将若何而定之?又彼以气为阳,而以下沉者为阴,则如养气(氧气)、绿气(氯气)之类,重于空气者,属于阴乎?属之阳乎?此可知阴阳之说,与其纲纪万物之法,至谬误疏陋,不足为精审学术之根基也明矣!”
余云岫的解释正好能够证明古人所说的阴阳学说,可以解释天地之间,气体上下、升降运动,不谬于古,有验于今。一种哲学思想,能够有这样的概括力,能够成功地解释自然界气体运动的基本规律,不违背自然科学的具体知识,这有何不好?怎能轻易污为“至谬误疏陋”?!
余云岫批评过阴阳学说之后,对于五行学说也不会轻易放过,他说:“至于五行之说,尤属不根。其在印度、欧西则分四行,曰地,曰水,曰风,曰火。中夏则别为五行,曰金,曰木,曰水,曰火,曰土,是东西已不相同,孰得其真?已不可辨。其为恍惚无凭之说,于此见端倪。徒以中外隔绝不通,无异说以资参者,故坐井观天,墨守其五行之说,自以为得造化之精奥耳。原夫古人所以创为四行、五行之说者,不过分别万汇,使以类相从,而挈其纲也。古人以为天地万物,皆五行相薄而成,是五行者,五原质也。而朱子以水、火、土、石,为地之四象。邵子亦云:‘水、火、土、石交,而地体尽。’则又近乎四行之说矣。今则化学日明,知成物之原质,已有八十;然则已变而为八十行,非复可墨守五行之旧目矣。”
在前面的第一章里,我们曾经通过大量的文字论述,认为古人的五行学说,是关于宇宙万物之间广泛联系的学说,重在“行”而不在“五”,是一套人与自然界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克制、互相资助关系,非常贴切的描述。五行来源于八卦,是简化了的八卦。这一套先进的哲学思想,在机械唯物主义时代是不可能得到认可的,只有系统科学、复杂科学建立起来之后,才能被人们所认识。五行学说与四元素学说不同,与地水风火也不一样,它可以包容元素论,而不是元素论,它阐述的主要是万物之间发展变化的关系论。余云岫拿他自己还不熟悉的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来否定五行学说,是很荒谬的,这种错误不仅他犯过,鲁迅也犯过,严复比他们犯错误的时间都早一些。
学习中医,应用中医,研究中医,发展中医。
余云岫的指责看似有理,其实都属于“欲加之罪”,他过度神化了当代科学的能力,以为当时的分析化学“无所不 ...
引用 10# | 曹东义 发表于 2015-11-14 06:29 PM

余云岫误解阴阳五行学说之后,自然就看不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思想武器的中医理论了。他说:“阴阳五行之说,其根本恍惚无凭若此,由是而变本加历,配以脏腑,应以色味,部以干支,丽以年月,辖以时节,值以星象,穿凿附会,愈支离而不可究诘。本实先拨,虽繁枝茂叶,皆幻象耳!乌足与论议哉?故一切不复置辩。”
其实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密切联系,是一刻也不能分离的,这种联系往往难于用肉眼所见加以证实。天地阴阳四时五味,都与人体有者不可分割的联系,不能以“穿凿附会”相诟病。
余云岫认为中医所说的脏腑,一定是西医所说的解剖器官,其功能也只有按照解剖所见来推求,不允许出现“五脏藏精气而不泄,六腑传化物而不藏”的脏腑划分学说。他说:“《灵素》之所谓五藏六府者,其意义了然可明矣。彼以为肝心脾肺肾者,剖之而肥厚多实质,或不见空洞,不睹他物,又不得其出入之路,于是以为但有精气流行充满于其间,而无传化疏泄之用。藏而不泻,故名之为藏。胆胃大小肠膀胱三焦,皆为囊槖腔洞之形,或贮液体,或贮固体,而肠胃膀胱,又显然有出入之口,乃以为司传化疏泄之机,充实他物之库,故名之为府,此其谬误,凡稍知生理解剖者,皆能晓然。今请逐条驳之。”
余云岫把中医关于藏象的描述,一一打到,按照西医解剖标准,分别批判。这就像一个篮球裁判,来到了足球场地,他认为足球队员的动作,没有一个是符合标准的,都是必须加以纠正和制止的。比如他对于中医关于心的认识,就非常不满意。他说:“心者,有房有室,能张驰哆掩,以输血液。右房与大静脉相连,左室与大动脉相接,自静脉还流之血液,挟种种培养物质,注之右房,右房受之,输之右室,右室输之肺,又与外界之空气相结合,而摄其养气,输之左房,经左室而入于大动脉,周浃全身。授培养物质与养气于四体百骸,而血液乃复经毛细管,归于静脉,循环不息,周而复始,是心居动静两脉之中间,而为血液流动灌输之机构,虽似藏而实泻,名之曰藏,失其体用矣。”
余云岫在讲了一通西医的解剖之后,开始批评中医的脏象学说。他说:“吾国旧医,不知脑为聪明思虑胹调感觉之源。《灵素》言脑者极罕,《灵枢》海论篇曰:‘脑为髓之海。’又曰:‘髓海有余,则轻动多力,自过其度。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是盖以脑为精力所出,而聪明思虑胹调感觉诸机能不与焉。以神明归诸心,治节归诸肺,谋虑归诸肝,决断归诸胆,喜乐归诸膻中,技巧归诸肾,支离破碎,无根据,无实验,穿凿附会、荒唐不经,莫此为甚。以今日考之,凡知觉转运皆出于脑,由脑出神经,以配四体百骸,有触于外,神经传而至脑,脑受之,积而为智慧出而为思虑,发而为优乐,泄面为声音,形而为见闻,运而为动作。脑与神经一有疾,颠狂、痴愚、痪瘫、麻木诸病生焉。而智慧、思虑、言语、动作诸司,又各有部位区域,分别划然,斤斤不乱。”
他反对中医主张的“心主神明”,也不同意五脏为“五神脏”的说法。他说:“心虽为人体重要之藏,安得专以君主目之,且以为神明之所出乎?若肺、若肝、若胆、若肾,其功能已略述于上章。安得所谓相傅、将军、中正、作强之位号,以相比拟,而以治节、谋虑、决断、技巧归之耶?”
他的话虽然是这么说的,但是,他只要使用汉语,就与中医脱不了干系。比如上边我们引用的他在1921年发表的《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之中,他就几次提到“心”,其中他运用心的概念,用的就是他批判的“旧医”关于心的概念,而不是“新医”对于心的认识。他说:“当初,我一意要入医学校去学医学的时候,原是抱了一种极大的野心。我想,中国的医学是数千年来相传的学问,历代名医很不少,历史和名人笔记里面所记载的医话,说得很有奇效。《内经》、《伤寒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籍也很多。我以为中国的医学是一定有研究的价值,一定有很好的成绩可以研究出来,并且研究这个学问一定是很有趣味的。谁想学了西医以后,再把中国医学书翻开来读读,竟是大失所望,把我十年来痴心妄想要发现国粹热的狂热,竟变成‘一片冰心在玉壶’了。 ”
在这段引文之中,余云岫所说的“极大的野心”,肯定不是西医所说的“解剖之心”,而是中医所说的“脏象之心”;“痴心妄想”之心,也是中医所说的心,而非西医所说之心;“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心,仍然是中医说的心,而不是西医说的心。其中“一意”的意字,在造字的时候,下边的“心字底”,也是按照“心主神明”的理论造的字,而且“脾藏意、主思虑”,脾也是五神脏之一,他因此才可以“意”,也就是有所思考,而决定学习医学的。思想、意识、爱心、情绪、感情等等,大多数的精神活动的汉语词汇,都是按照中医“心主神明”理论创造的会意字。而且,我们平常所说的“气魄”、“胆略”、“灵魂”、“志向”、“谋虑”、“精神”等等,所有与情志有关的汉字,都与中医说的“五神脏”有关系。如果彻底地纠正中医的所谓“错误”,就必须另造汉字,或者如新文化运动精英所设想的,必须彻底取消汉字,说世界语,或者改成英语、拉丁语。
余云岫一一批驳中医的脏象学说之后,对于中医经络、经脉理论,也按照解剖的观点,一一加以批判。他说:“旧医之视疾也,古有望闻问切四法。今则切脉盛行,而三法废矣。三部九候,以决生死,以处百病,以候五藏六府之气,荒玄诡异,不可理解。魏晋而后,附会益杂,邪说诡道,肆其妄僻。呜呼!其亦诬惑甚矣。推原其故,皆由不能洞识血脉起止、出入、分布、萦络之行次。于是脉之官能作用,皆模糊恍惚,不能得其要领,妄意推测,堕入恶道,是则解剖不精之罪也。盖欲明脉之真理,不可不先明其解剖,解剖明,而后脉之出入萦环,行次部位,得其真相,于是生理病理之作用变化,可得而言矣。不然,道路流别之不知,而欲议其性状,凭虚臆撰,根本谬妄。诡遇之获,多言之中,千虑不能得一,可知耳矣。《灵素》之言经脉行次也,以今日实地解剖之所见校之,无一合者。此在古人则技术未精,器械未善,崇空想而少实验,时势之所限,见闻之所宥,无可如何也。”其中,余云岫指责中医时所使用的词语“诬惑”、“妄臆”、“恶道”、“凭虚臆撰”、“千虑不能得一”、“凭空想而少实验”等,都是借用中医“心主神明”、“五神脏”理论的词语。在中国语言的话语范围里,神明虽虚,不能离开心,而只说脑主神明。
经络、脉学是中医的精华部分,它们传导的是信息,是气血盛衰的外在表现,用解剖的观点,寻找“经络本质”,运用最先进的仪器,花了大量钱财,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对应的物质基础。但是,经络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中医依靠经络学说,成功地解释了人体生理病理的变化过程,有效地指导着针灸、中医药的临床实践,解决了很多常见病、疑难病的诊治问题,而且经过世界卫生组织的大力推荐,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都引进了针灸,这不能不说是余云岫们的悲哀,他们使尽浑身解数,加以反对的经络学说,不仅没有被废止,在科学不能证明其实质的情况下,竟然冲出中国,走向了世界,成了他们拼命反对中医的绝妙讽刺。
余云岫经过他的“考察论证”,得出结论,认为中医所说的经脉就是人体的动静脉,而且有错误。他说:“余始敢断言之曰:《灵素》之所谓经脉者,其意皆谓动脉也,其以深部之脉为经脉者,误合静脉于动脉也。”他根据自己的“论证”,指责中医“其误一也”、“其误二也”、“其误七也”;“谬也”、“又谬也”、“又谬之甚也”,如此不一而足,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一句话,他认为中医的各种描述,都与西医的解剖概念不相符,或者不完全相符,都是“粗俗不堪的陈旧知识”,脏象学说的内容大多属于“门外汉想像之语而已。”
余云岫对于中医所说的病因的“六淫学说”,也是极不满意的。他说:“《灵素》之论病原也。《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灵枢•百病始生篇》曰:‘夫百病之始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何说也?风之为物,第一章已言之矣,是乃空气动荡而生,而谓能病人乎。虽挟沙走蓬,种种细菌,不无因彼而转运散布,故有空气传染之说,然此例实鲜。且其原究在细菌,不得即以风为病原也。寒暑者,空气温度之变也。变化骤剧者,固能害人,即前所云物理学的刺戟耳。燥湿之为病原,亦物理学之刺戟也。空气过燥,则令人喉干口渴咳嗽,皮肤燥涩。何者?外无以润之故也。过湿则皮肉驰张不坚,神经受其逼,往往不仁。至于火,则吾不知其所谓矣。盖《灵素》之火,非焰而光之火也。其定义不明,其界限不清,意者即今之所谓炎症乎。炎症者,疾病之证候,非疾病之本源也。发炎之原,独在细菌,今乃以火为病原,本末颠矣。然《灵素》之书,著乎数千年前,病原细菌学之发明,不及五十年,岂敢以今日智识,笑古人之不知细菌哉!独怪今日之人,处病原大明之日,犹墨守古说,而不肯变,笃信旧论,不敢畔离,亦可谓愚忠于古人矣!夫疾病之生,大半由于细菌,其次则化学物理学之刺戟。今其所举者,偏于物理学之一小部分,而欲以之范围百病,宜其支离破碎,游衍纷杂,而不能理解已。”
中医所说的六淫邪气,是人体发病的外在因素,广泛存在于四时五方之内,随时可以引发各种疾病。“失正即为邪”,不让人生病的风寒暑湿燥火,无论其程度如何,都不是邪气。相反,让人生病的六气,无论怎样柔和,都属于六淫邪气。六淫与六气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是一个相对概念,以人体是否发病为标准,按照表现出来的证候进行推理,叫做“审证求因”,“审因论治”是“辨证论治”的补充措施。当然,这些道理余云岫不懂,一切反对中医的人物都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理论,因此,他们永远看不惯中医。
细菌与中医所说的六淫邪气一样,都是人体是否发病的外在因素,不是决定因素。即使是感染性疾病、传染病,也不是细菌、病毒决定人体是否发病,以及发病之后的转归。能够决定人体是否发病,发病之后转归的因素,是人体的抗病能力。这抗病能力也不是只有抗体、白细胞,而是关系到人体生理机能的全部。只有整体机能健全,包括精神健旺,人的抗病能力才能充足。这些现代研究逐渐证明的东西,对于余云岫那样的“外因决定论”者来说,还是不能被接受的。他们局限于自己有限的知识,对于“异己”的一切知识都是排斥的,甚至会因为自己不懂,就加上“玄虚”“谬误”的大帽子,一律判为不科学、反科学的罪名,然后加以打倒或者取消。
余云岫对于中医理论的进攻,在那个时代,在以机械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话语环境之中,是非常有力量的。它给了中医学以沉重的创伤与打击,很多中医人士被击中,跟着余云岫唱起了改造中医的“科学化”论调,尽管有恽铁樵(1878-1935年)先生1922年作《群经见智录》,与余云岫论战,仍不能取得优势。
学习中医,应用中医,研究中医,发展中医。
余云岫误解阴阳五行学说之后,自然就看不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思想武器的中医理论了。他说:“阴阳五行之说, ...
引用 11# | 曹东义 发表于 2015-11-14 06:30 PM

余云岫对于中医理论的进攻,在那个时代,在以机械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话语环境之中,是非常有力量的。它给了中医学以沉重的创伤与打击,很多中医人士被击中,跟着余云岫唱起了改造中医的“科学化”论调,尽管有恽铁樵(1878-1935年)先生1922年作《群经见智录》,与余云岫论战,仍不能取得优势。
恽铁樵先生认为“《内经》所论之五脏,为四时的五脏、气化的五脏,而非血肉的五脏。”的确能够摆脱西医所说的解剖的脏腑概念,为中医学阐发自己的学术特质开辟了一条道路,但是在那个时代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同,更不能期望得到西医知识体系的接纳,因为西医的知识体里根本就容不下没有结构的“四时”’、“气化”的概念。
余云岫对于恽铁樵先生的论述大为不满,作《与恽铁樵论群经见智录书》进行论战。余云岫说:“(恽铁樵)大著又以《内经》所论之五脏,为四时的五脏、气化的五脏,而非血肉的五脏。此阁下拥护《内经》之遁辞也。----血肉之人、血肉之五脏、血肉之病,《内经》不知乎?知而不言乎?抑三者皆非四时之产物乎?夫医者日与血肉之人相接,其所治之病,大都又皆有血肉之变化,不于血肉实在之处下功夫,而凭空结撰,据五行甲子之说,以虚构四时气化之五脏,更复以所假定之事项,分派配合,辗转以求血肉之病。此其为术,与言灾异者,有以异乎?”
《内经》确实不是建立在以结构来述说功能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借血肉的脏腑演绎“升降出入”的生理机能。按照解剖结构述说脏器功能,是西医取得进步必不可少的步骤。但是,这个方法有局限性。比如,按照解剖的脏器,心为循环器官,肺为呼吸器官,这时是很粗糙的一个功能划分,按照更细的细胞结构来说,心脏还具有内分泌功能;肺脏还有“非呼吸功能”,它关系到免疫功能、内分泌功能,还关系到血液循环,关系到代谢。因此,心肺内分泌学就成了新出现的学科。当然,这些事情,这些新进展,在余云岫的时代是不可能知道的。
更进一步,按照以结构求功能的方法,进入细胞内部之后,这种方法就有了更大的挑战意义。因为,尽管肺细胞、心细胞在结构上,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是,它们的细胞核之内的DNA是一样的,不同的细胞携带着相同的基因,以相同的基因寻求不同功能显然是行不通的。这些新知识,余云岫也无法知道。
《素问•五运行大论》说:“夫数之可数者,人中之阴阳也。然所合,数之可得者也。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客观世界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天地万物其精微之处,往往是不能穷尽的,这就需要一种大智慧,进行总体把握。因此,阴阳五行的“大道至简”,以形象的取类比象,就可以执简驭繁,驾驭纷繁复杂的事物。当然,这个大智慧的方法论,余云岫是不会同意的。
恽铁樵回答说:“四时的脏腑,实有至理,《内经》全书,皆是此物,惜无术能证明鄙说。”在恽铁樵的时代,的确无法证明他的学说,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到了21世纪,出现了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证明了人体是一个复杂系统,人体同时又是整个宇宙的一个子系统,因此,才能够给恽铁樵先生一个科学的证明,可惜的是他老人家,以及余云岫老夫子都听不到了。
1928年,余云岫作《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总结和回忆他十几年之中进行的取消中医工作,他对于所取得的进展,颇为不满,这也是他在此后的第二年,提出取消中医议案的一个原因。他说:“余之倡言我国医学革命,十有余年于兹矣。所欲破坏者,旧医一切荒唐诞怪非科学之论。以为国人富于理解性,从实事求是方面揭示其学说之错误、方法之伪诈,必能憬然觉悟,舍旧谋新。乃于民国三年草《灵素商兑》,荏苒三载,于民国六年出以问世。方谓此书一出,世之盲从荒唐诞怪、迷信二千年来术士薪传之玄论者,可以唤醒其醉梦,恍然于旧说旧术之毫无根据,不可为训,而赞成医学革命之举矣。”然而事实上,进展并不顺利,更谈不上大获成功。
余云岫说:“夫革命有革命之目的,破坏有破坏之意志,而学术上之革命,尤以真理为目的。研求真理,必以科学为根基。吾之所谓医学革命上之破坏,皆以其非真理、非科学也。岂漫然举措,以快目前之意而已哉?吾之所破坏者,阴阳也、五行也、十二经脉也、五藏六府也(说皆见《灵素商兑》),气运也(说见《与恽铁樵书》),六气也(说见《六气论》),脉学也(说见《与中医学会论脉书》)。皆从实地上摘其谬误,一言一语,不敢苟造,皆根本自然科学之大法,铁案如山。旧医至今不敢撄吾锋镝,作旗鼓相当之论战。国中士夫,凡具有学问思想,解学问径路者,见吾之说,亦皆不能为旧医辩护,固已深知旧医学说之不可信矣。使国人而皆有学术之头脑,则医学革命之举,已可如吹枯振落,迎刃而解矣。然而至今犹不能肃清,尚须奋斗者,不得不归其过于国人。在世俗方面,则皮相问题荧其识;在旧医方面,则饭碗问题昏其智也。”
余云岫把人们对于中医的信任,当作看问题不深入,不了解“科学万能”的威力;认为中医不缴械投降,就是因为自己的生计问题要靠糊弄民众以为生。他说:“世人见旧医传习之广,就医之众,史册所载,口碑所传,亦往往有愈病之成绩,遂不思病之何以愈,及旧医对于病之根本智识若何。其所以挟以治病者,据何理、操何术,茫然不加审察,漫然以为旧医学说未可全废,而怀疑吾辈破坏之苦心。于是废弃旧医之主张,遂不敢公然赞同矣。”人民大众对于中医的信任,是出于千百年来医疗实践的检验,是生死相托、血脉相连的考验,他们与中医药这样那样的联系是难于割断的,这也是中医药难于被废止的一个原因。
余云岫痛恨中医,痛恨他们为何不放弃自己的学术主张。他说:“夫阴阳五行、十二经脉、五藏六府、五运六气之说,既不能成立;分部候藏之脉法又复荒谬不经,则旧医对于病之智识当然可以根本取消。其所据之理,当然无一顾之价值,所操之术,当然皆不合理。此不可移动之铁案如山之结论,皆可由前提而推知之,稍知论理学者,当无不明白此义。然则旧医所以愈病之道,当然非从学术产生而来。此不可移动铁案如山之结论,稍知论理学者,亦当无不明白此义。而吾辈破坏之苦心,乃出于万不得已,非有出主入奴之见存乎其间,此意亦可以明白于胸中矣。而犹态度暗昧、模棱两可,不得不咎国人之缺乏理解性,处事之不明,改过之不勇也。”
余云岫把他取消中医的主张得不到推行,完全怪罪于国人,认为人民大众愚昧痴迷,看问题“皮相”,不信任科学,不如他余云岫聪明、科学。他怨恨民众,曾经说:“下之民众及社会之领袖,其信巫不信医,信巫瞽之医而不信科学之医者,十八九也。”他还说:“余默察人情,知国之不可为也:习于浮夸,狃于巧诈,以欺罔为得意,以后复为能事,习与俗成,恬不知耻。举斯民也,而欲纳于轨物,趋向科学,是犹沐猴而冠,不须臾而裂裳毁冕,复萌其攀缘腾跳之故态矣”。他把中国人看扁了,也看歪了。
余云岫罗织罪名,极力否定中医的有效性,他说:“旧医之所以愈病者,与其学理方术毫无关涉。皮相诸君,若稍具有研求之心,当别寻径路,以明其真相,安可醉生梦死、胡涂到底。曩者余著《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已论及之。盖旧医之所以愈病者,其故有四。其一曰:贪天之功也。”“其二曰:利用人类本能所发明之事实也。”“其三曰,精神上之慰藉也。”“其四曰,传语之过量也。”他否定了中医的有效性,也就否定了中医存在的合理性,因此他说:“凡此四者,皆吾人所当破坏者也。揭破其假面具,而后旧医之真相可见、价值可知。此后研求,所应唾弃者何部,所应保存者何类,所应整理者何事,所应提倡者何物,所应研究者何项,所应绍介于世界以光祖国者何种。真相一见,诸事皆可判断,而建设之工,亦有所凭籍而施矣。”
余云岫畅想着先消灭中医,并“预见”打倒了中医之后的种种情况,设想着取消了中医之后的“新医学建设性”工作。他说:“我国医学之实质,大有建设之可能,特为不学无术、空言乱道者所混淆,遂成荒玄神秘,四大皆空。其新医中人,实事求是,具科学头脑,有研究本领者,对于我国医药茫茫然若无从下手;而旧医中人,为饭碗问题,出其死力以抗拒医学革命者,颇思有所树立以稳固其根基、光大其门楣。然而思想幼稚,能力薄弱,除阴阳五行、分派配合而外,不知实验研究之方法;除五运六气之外,不知疾病发生之原因;除五脏六腑、十二经脉、营卫血气而外,不知解剖生理之精意;除肾亏、肝旺、脾弱、血虚等等浮泛病名之外,不知病理组织之变化;除切脉、候藏、视色、听声而外,不知诊断疾病、认识证候之道途;除升降浮沉、寒热温凉、入肺入肝、属金属木之外,不知药物作用之实际及药物疗法之本义。上不知天,下不知地;不知数理化,不知生物学,对于自然界之现象,无丝毫正确之智识。只识得‘焉哉乎也’几个国文,读得《灵枢》、《素问》、《伤寒》、《金匮》几部旧医书,具此头脑、仗此本领,而欲高掌远跖、海阔天空,谈中国之医药问题,以保存国粹自命,如恽铁樵、王一仁辈,正所谓坐井论天,不度德、不量力者也。”
在余云岫看来,中医是没有资格建设新医学的,建设新医学也根本不需要中医。“然则欲建设我国医学保存国粹,如何而可?曰:第一步办法,当如曾国藩之开广方言馆,刘省三之建议造铁路。先尽彼之所长,后去我之所短,有真本事,有实力量,有知人之哲,有自知之明,然后可以言改革,然后可以言保存。”“吾意中国医学有可建设之道二焉:一则历史上之陈迹也,二则国产药物之功用也。”
怎样研究中医的历史呢?余云岫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中藏经》曰:‘吐血,其脉浮大牢数者死;衂血,其脉浮大牢数者死;泻血,其脉浮大牢数者死。’《脉诀》曰:‘唾血之脉沉弱吉,忽若浮大死来侵。’又曰:‘鼻衂吐血沉细宜,忽然浮大即倾危。’此谓血证脉宜沉细,不宜浮大也。”
对于中医历史上的这种记载,应该如何认识、如何解释呢?余云岫以他的“科学知识”进行了想当然的注解。他说:“所以然者,血为液体,流行于血管之中,如自来水之有水管也。水管不破,则管中之水涓滴不能出外;血管不破,则管中之血亦涓滴不能出外。是故一见血证,无论其为衂血、吐血、唾血、便血、泻血以及外伤之出血,苟有涓滴之血出外,必其血管有破损无疑也。虽然,血之为物,一出血管之外即能凝固,故血管破损之处,往往反被凝血之块所封锁,而得天然之止血效能。此时苟将息得宜、病势顺利,外不摩擦、内不冲决,则凝血之块永不脱落,封锁固而血即从此止矣。若‘其脉浮大牢数’,则血管内之压力必高,血压高则冲决之力大,凝血之块不能封锁完固,必被掀揭而去。而管内之血又溃围而出矣,此‘血证之脉浮大难治’之真理也。‘脉牢’者,乃动脉血管有硬化之证也,多于老人见之。硬化之血管必松脆,易破而难合。故老人往往少遇倾跌即发卒中,此乃脑中血管受震荡而破损,发为脑出血也。此‘血证之脉牢则难治’之真理也。‘脉数’者,血行必速,血行速则血压亦必高,而冲决之力大矣。此‘血证之脉数则难治’之真理也。凡此所以然之故,虽非伪造《中藏经》《脉诀》者所能知,然观察之所得,确合自然之真理。后学者所当表而出之,阐而明之,以崇古人之功绩也。”
余云岫的这番解释,完全是按照机械唯物的观点,想当然的推理而成,真正的血证脉象机理尚未梦见,但是他竟然道貌岸然、大言不惭地如此这般地瞎猜一通,欺骗世人,蒙蔽时人,我们今天读来,不禁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这样“瞎猜的科学”解释,毒害了多少青年,毒害了多少中医!
余云岫说完了中医历史研究的“妙法”之后,对于研究中药又发出来不少“高论”,使得建国之后很多研究者按照他的“技术路线”,一头扎进去,苦苦奋斗几十年,也没有做出多大成绩。
他说:“所谓国产药物之功用者,杨泉《物理论》曰:‘大黄去实,当归止痛。’自今言之,当归确有止痛之功,大黄确有下便之效,不可诬也。又如麻黄之为药,我国古方多用以发汗,用以治喘,越婢青龙之类是也。而近日之安飞特灵Ephedrin(即麻黄素)即实为麻黄中所含之植物碱质,乃治哮喘之新药,东至日本,西至欧美,风行于世界各国矣。始发明其物质者实在日本,后证明其作用者多属欧美。盖此物之发明,乃日本长井长义氏也,时在日本明治十八年,为西历一八八五年,距今已有四十三年。当时曾托高桥顺一郎、三浦谨之助等诸大家试验药效,只知其有散瞳作用而已,未甚重视也。近年以来,欧美人试知其有治哮喘等种种功效,极类肾上腺碱(即肾上腺素)。于是声价日高,盛行全球矣。向使日本长井氏当发明之初,诸大家试验药效之时,参考我国医书,于治喘发汗等方面实行检查,则此药功用当早显扬,此药流通当早兴盛。何至历三十余年,被欧美人所提倡,而后乃始风行乎?于此可见研究国产药物,对于古人经验之陈迹决不能轻视,往往可于其中得最良之道线,亦犹矿师寻觅矿苗,往往籍古老之传说、樵牧之巷谈为导线也。今日我国药材之为外人所研究者,为物不少,然其功用与我国方书有相合者、有不相合者,大有研究之余地。即我国药材之可以研究者,为数亦尚不少,如苦参子、如附子、如半夏、如余近年所用为祛痰剂之皂荚等,皆可为学者用武之地,可以扬名,可以赡利,可以光国,实大好之活动场也。”
在中药植物药里提炼化学成分,纯化之后进行人工合成,的确是一条研究植物药的路子,“可以扬名,可以赡利,可以光国”也是事实。但是,这绝不是研究中药的唯一道路,这样研究出来的化学药物,大多是已经西化的药物,也就是西药的补充,而不再是按照中药的药性使用的中药了。这种物质可以叫“二等西药”,是被西医药同化过去的药物,是中药的异化过程。因为中医应用中药,主要是复方,讲求的整体的、组合的效应,而不是单一化学制剂的效应。
余云岫所说的研究中药的方法,需要大量的财力、人力,当时根本做不到,就像“天桥的把式,说得练不得。”那只是一个虚幻的美梦。
余云岫颇为自信地说:“余以为不欲保存国粹则已,如欲保存国粹,舍此从实建设外,殊无别法。其它阴阳五行、六气、十二经,绝对无新发展之希望。盖错误之根苗,不能产生真正之花实也!近来新医学界、新药学界中,有此建设思想者颇多,然有许多窒碍,至今尚未成为事实。一为设备不完全,二为生计工作忙迫,此乃其主要原因也。新药业界中,宜若可以奋发为此。然皆专心壹志于广告卖药之物,至于真正学术上之作品谦让未遑也。旧药业界中,宜若可以奋发为此,以救危亡。然皆智识幼稚、方法错误,惑于旧医门户之说,愿出资以办中医学校者,颇有其人,未闻目光远瞩,奋然起而行改良研究之法也。”
正如他所说,新医药界没有财力、人力做他所说的研究;中医药界,如他所说的那样,即使是“奋发为此,以救危亡”,非常卖力地希望挤进新医药的行列,但是因为“智识幼稚、方法错误”而劳而无功。余云岫所揭示的中医研究的两条道路,都缺乏“可行性”,是一条走不通的“不归路”,是不会成功的。而他所批评的“愿出资以办中医学校者,颇有其人”,倒真是务实之举,这绝不是他所指责的“未闻目光远瞩”,而是真正功德无量的保存火种的措施。毛泽东所说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在这里是很适用的。
1929年,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其中一条说中医罪状是“提倡天地通,阻碍科学化”。看来,努力割断人与天地的联系,是机械唯物主义医学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余云岫说:“人类文化之演进,以绝天地通为最大关键,考之历史,彰彰可按。”他把“天地通”等同于“巫”,等同于巫蛊迷信。这是他思想深处的一个症结,妨碍他进入现代思维领域,具有他这样思想的人,必然会反对中医。而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绝非个别现象。

梁启超傅斯年等人瞧不起中医
学习中医,应用中医,研究中医,发展中医。
余云岫对于中医理论的进攻,在那个时代,在以机械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话语环境之中,是非常有力量的。它给 ...
引用 12# | 曹东义 发表于 2015-11-14 06:30 PM

梁启超傅斯年等人瞧不起中医
谈论近代名人对于中医的态度,我们不能不谈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又字任甫,号任公,别署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我国著名的政治家和著名学者。1900年前后,学术界已出现否定阴阳五行说的思潮,梁启超1923年5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其文开篇便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他说,五行“不过将物质区为五类,言其功用及性质,何尝有丝毫哲学的或术数的意味?”其实梁启超先生对于“五行学说”,只重视“五”而不重视“行”,只看到了“五”的大体分类价值,而没有注意到“行”的生克制化、多元共存、平衡和谐,才是“五行学说”的精华。
梁先生继续误解阴阳五行说:“将宇宙间无量无数之物象事理,皆硬分为五类,而以纳诸所谓五行者之中,此种诡异之组织,遂二千年蟠据全国人之心理,且支配全国人之行事。嘻!吾辈生死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学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 ”阴阳五行深入中国人的思想深处,的确如梁先生所说,是非常深厚的,连小说家也说“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那就是一种神仙的境界,是“无”的境界,只要是“有”的境界,就离不开天地阴阳,脱不了五行相互制约、脱不了生克制化。
梁先生批判中医阴阳五行学说之后不久,1926年他自己得了一种尿血的疾病,缠绵难愈,一次一次地接受科学西医的反复检查,做后决定“切除右肾”。切除右肾之后,尿血之病没有消除,就把病根找到了牙齿上,一连拔掉了七颗牙齿,尿血之病也没有见效。消息披露出来,引发了一场如何评价西医的争论,这在中西医论战激烈时期,就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
2006年5月24日,正当新一轮反中医思潮在网络里翻腾的时候,《中国青年报》刊登张建伟的文章“梁启超的病与死”,对于梁启超病案进行了介绍。文章说,1926年3月8日,因尿血症,梁启超入住协和医院。他得病多年,家人屡劝就医,总嫌“费事”,但在入院前一天,忽然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终于同意检查一下。经X光透视,医生见右肾中有一黑点,诊断为瘤。梁启超之弟梁仲策问主治医生:“不一定是癌吧?”医生答:“不一定不是癌。” 再问:“怎么治?”再答:“全部割除。”手术后解剖此肾,果见其中有一大如樱桃的黑点,但却不是癌症。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依然带血,且检查不出病源所在,于是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此后梁启超于4月12日出院,在医院计35天。以上内容出自梁仲策发表于1926年5月29日《晨报副刊》的《病院笔记》,距梁启超手术后出院,只有一个多月时间。
梁仲策《病院笔记》介绍说,梁启超入住协和前,曾经看过中医,诊断说“这病不是急症”,可以服药慢慢治疗,即使“任其流血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而在协和经外科手术割掉一个肾,得出的结论,也是 “无理由之出血症”。梁仲策说:梁启超“辛苦数十日,牺牲身体上之一机件,所得之结果,乃仅与中医之论相同耶。中医之理想,虽不足以服病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总而言之,同是幼稚而已。”语言之中已暗含着对于西医批评与不满,这是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的。
1924年创办《现代评论》的陈西滢先生(1896-1970年,原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1926年的时候任该刊文艺部主编,他对于此事发表了一篇评论“尽信医不如无医”,也对西医表达出不满之词,文章说:外科医生把梁先生“腹部剖开后,医生们在右肾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但还是把右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他们忽然又发见毛病在牙内,因此一连拔去七个牙。可是尿血症仍没有好。他们又说毛病在饮食。又把病人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他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医生们于是说了,他们找不出原因来!他们又说了,这病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为了这没什么要紧的病,割去了一个腰子、拔去了七个牙,饿得精疲力尽,肌瘦目陷,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并且还得花好几百块钱!”
1926年正是科学与西医围剿中医的时代,但是,人们对于中医与西医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斗争正未有结果。陈源先生继续爆料说:“在梁先生初进医院的时候,上海一位懂得中医的朋友,写信给他,说他的病是不用施行手术的,只要饮什么汤就会好。这话不但西医们听了好笑,就是我们也一点都不信。可是这中西不同的推断究竟有多大的分别呢?大家都在暗中摸索,谁能说什么汤一定不能治愈这病症,即使不然,病人所受的损失,也不至于比丢掉一个腰子和七个牙齿再大吧?”
陈先生评论的是西医的过错,但是他对于中医、西医各打五十大板,让中医一起陪着受罪,这就是那个时代人们对于中医的认识,他说:“中医只知道墨守旧方,西医却有了试验精神。可是我最怀疑的就是这试验精神……我们怎能把我们的同类做试验品……也许科学就是冷酷无情……那么我们至少希望医者在施行手术之先,声明他做的是试验。这样,不愿做试验品的,也有一个拒绝的机会。”拒绝西医,就有可能选择中医,所以,陈西滢说:“我们朋友的里面,曾经有过被西医所认为毫无希望,而一经中医医治,不半月便霍然病愈的人,而且不止一二位。”尽管陈先生说的是事实,对于中医毫无袒护之意,但是,竟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
大文人徐志摩也对于这件事情进行评论与反思,他在当年5月29日的《晨报副刊》,发表了《我们病了怎么办》的文章。他说:“我们对外国人,尤其是对西医的信仰,是无边际的。中国大夫其实是太难了,开口是玄学,闭口也还是玄学,什么脾气侵肺,肺气侵肝,肝气侵肾,肾气又回侵脾,有谁听得惯这一套废话?冲他们那寸把长乌木镶边的指甲,鸦片烟带牙污的口气,就不能叫你放心,不说信任!同样穿洋服的大夫们够多漂亮,说话够多有把握,什么病就是什么病,该吃黄丸子的就不该吃黑丸子,这够多干脆,单冲他们那身上收拾的干净,脸上表情的镇定与威权,病人就觉得爽气得多!”徐先生的文章,尽管是从医生的外表谈起,然而一提到中医的理论,就立即“七窍生烟”气不打一处来,他这个留洋归国的“海归”,可是看不起中医的。
徐志摩对于当时的一些西医,也进行了批评。他说:有的西医“拿病人当试验品,或当标本看。你去看你的眼,一个大夫或是学生来检看了一下出去了;二一个大夫或是学生又来查看了一下出去了;三一个大夫或是学生再来一次,但究竟谁负责看这病,你得绕大弯儿才找得出来,即使你能的话。他们也许是为他们自己看病来了,但很不像是替病人看病。”这样的遭遇,可能很多人都有过。在既不能相信中医,又对西医不完全信任的情况下,诗人不仅要问:得了病应该怎么办呢?“假如有理可说的话,我们为协和计,为替梁先生割腰子的大夫计,为社会上一般人对协和乃至西医的态度计,正巧梁先生的医案已经几于尽人皆知,我们即不敢要求,也想望协和当事人能给我们一个相当的解说。让我们外行借此长长见识也是好的!要不然我们此后岂不个个人都得踌躇着:我们病了怎么办?”
对中医一向看不起的鲁迅,见到了这样的评论,自然也就坐不住了,尤其是陈西滢早就是他的老论敌,对于对手“一个也不放过”的鲁迅,于当年7月5日,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刊载他的《马上日记》,他说:“谨案才子立言,总须大嚷三大苦难:一曰穷,二曰病,三曰社会迫害我。那结果,便是失掉了爱人;若用专门名词,则谓之失恋。我的开宗明义虽然近似第二大苦难,实际上却不然,倒是因为端午节前收了几文稿费,吃东西吃坏了,从此就不消化,胃痛。我的胃的‘八字’不见佳,向来就担不起‘福泽’的。也很想看医生。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西医呢,有名的看资贵,事情忙,诊视也潦草,无名的自然便宜些,然而我总还有些踌蹰。事情既然到了这样,当然只好听凭敝胃隐隐地痛着了。”
鲁迅先生以他特有的文笔,在调侃了自己的胃病,“敲打”完了中医之后,话锋一转就联系到了时事:“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 ’。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我的本意是在设法推行新医学,但G先生却似乎以为我良心坏。这也未始不可以那么想,——由他去罢。”
鲁迅先生在为西医着想的时候,时刻不忘批一批中医,把一切不好的东西都要和中医联系一下,他说:“但据我看来,实行我所说的方法的医院可很有,只是他们的本意却并不在要使新医学通行。新的本国的西医又大抵模模胡胡,一出手便先学了中医一样的江湖诀,和水的龙胆丁几两日份八角;漱口的淡硼酸水每瓶一元。至于诊断学呢,我似的门外汉可不得而知。总之,西方的医学在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我虽然只相信西医,近来也颇有些望而却步了。”
鲁迅尽管有时也批评西医,但是他推崇西医、维护西医的思想是一贯的。他说:“现在多攻击大医院对于病人的冷漠,我想,这些医院,将病人当作研究品,大概是有的,还有在院里的‘高等华人’,将病人看作下等研究品,大概也是有的。不愿意的,只好上私人所开的医院去,可是诊金药价都很贵。请熟人开了方去买药呢,药水也会先后不同起来。这是人的问题。做事不切实,便什么都可疑。吕端大事不胡涂,犹言小事不妨胡涂点,这自然很足以显示我们中国人的雅量”。
在鲁迅的眼里,西医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只是个别西医不称职;而中医的问题,他认为尽管有个别中医很优秀,但是“我可总是不相信”,因为他们总体上是一种“江湖诀”。当下需要做的,是原谅个别西医的错诊错治,“犹言小事不妨胡涂点,这自然很足以显示我们中国人的雅量”,推广“新医”事大;对于中医,不妨经常敲打着点,促进他们早日退出历史舞台,这叫做“吕端大事不胡涂”。鲁迅参与讨论梁启超的病情,就是这样一种态度。
其实,不信中医的大有人在,尤其是接触过西医,见过西医亮晶晶仪器的人,梁启超就是一个。他反对“阴阳五行学说”,并且说“以此关乎病人生死的医学”。他认为中医,“询其为学也,则全体部位之勿知,风火燥湿之勿辨,植物性用之勿识,病证名目之勿谙,胸中有坊本歌括数则,笔下有通行药名数十,遂嚣然以医自命。偶值天幸,疗治一二显者获愈,而国手之名,遂噪于时。今之所谓医者,皆此类也。”
梁启超对于人们热议他患病的遭遇,作为“当事人”,他的态度很受人们看重,但是,梁先生对于他自己宣扬、推崇的西医,是相当袒护的。他在《晨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从尊重科学的角度,他说“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他公开的为西医开脱,而私下里对人说出他的苦衷:“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使如我这点小小的毛病,虽然诊察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象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的微意。 ”
梁先生的用意,可谓别具苦心。他的做法应该说是一种新型的“愚忠”,并且对于中医是一种严重的不公平。邓铁涛先生在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接受采访,对于这件事进行了评论,他说:“梁启超在原谅了西医错误的同时,不忘踢中医一脚!”然而,这就是历史,是中医的辛酸史。邓铁涛先生多次说,中医就是当代的和氏璧,中医人尽管先后“失去了”左、右足,但是,他们的哭泣不是为自己的不幸,而是为人们把宝玉当作石头而悲哀。
学习中医,应用中医,研究中医,发展中医。
梁启超傅斯年等人瞧不起中医谈论近代名人对于中医的态度,我们不能不谈梁启超。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 ...
引用 13# | 曹东义 发表于 2015-11-14 06:31 PM

梁先生的用意,可谓别具苦心。他的做法应该说是一种新型的“愚忠”,并且对于中医是一种严重的不公平。邓铁涛先生在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接受采访,对于这件事进行了评论,他说:“梁启超在原谅了西医错误的同时,不忘踢中医一脚!”然而,这就是历史,是中医的辛酸史。邓铁涛先生多次说,中医就是当代的和氏璧,中医人尽管先后“失去了”左、右足,但是,他们的哭泣不是为自己的不幸,而是为人们把宝玉当作石头而悲哀。
张清平著《林徽因》也对梁启超这次手术进行了评论,说医院“竟将健康的肾切去,而留下坏死的肾。这样,虽然进行了手术,但梁启超却仍然时轻时重地尿血,稍一劳累就会长时间尿潴留。此后,梁启超多次入协和医院治疗,但已无法根治……对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协和医院方面严格保密。事故责任人后来调离医院,到卫生部做了政务次长。直到1949年,医学教学在讲授如何从X光片中辨别左右肾时,才举出这一病例。而梁启超之子、建筑大师梁思成直到1970年因病住进协和医院,才从自己的主治医生那里得知真相。”
对于中医不理解的人很多,胡适先生也是一位。
胡适(1891~1962)原名嗣糜、学名洪騂、字希疆,参加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胡适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中“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1月,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提出文学改良八事,强调以白话代替文言作正式的文学语言,为以新文学取代旧文学打开了缺口,被誉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的先锋”,一时享誉全国。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
安徽医科大学祖述宪在《中国科技史料》2001年第22卷第1期,发表了“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一文,文章对于胡适信任中医的说法,提出了不同见解,尽管这样的观点是胡适的弟子和亲戚在著作和文章里正式提出来的。祖先生说:“我们必须把上述作者的立论证据,仔细考察一番。这些作者说胡适相信中医,是根据中医陆仲安早年曾给胡适治病,特别是他1921年3月30日所作的‘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
1920年,胡适因为口渴、多饮、多尿等症状,被初步诊断为“糖尿病”。经西医治疗一段时间未见显效。李石曾向胡适推荐陆仲安,胡适考虑中医治病“无科学根据”,未予同意。后来马幼渔又作介绍,胡适才请陆仲安先生诊治。经过一段时间,胡适的病竟霍然而愈。一时之间,传为佳话。时任中华医学会会长的俞凤宾,对此事很关注,他在上海特地托人到北京找到胡适,抄出全部药方,不久就在丁福保主编的《中西医药杂志》上,刊出了1920年11月18日的药方。
当年,仲安先生屡次为著名文学家、画家林琴南及其家属诊治,林琴南为感谢陆先生,亲自画了一幅图画,展示儒雅中医正在研读经典,取名叫《秋室研经图》,送给陆仲安,并在图上题写了颂扬陆氏医术的文字。林琴南的题词是一篇桐城体的文言文,这篇古意盎然,文妙韵雅的佳作,后来录入《畏庐文录》中。陆仲安先生一直将此图珍藏于家。这次陆仲安为胡适治好了病,就将此图取出来,也请大名人胡适博士在图画上题字。胡适欣然命笔 。两个主张不同的名人题字,就这样组合在一起了,很有些不同寻常的韵味。胡适写到:
“林琴南先生的文学见解,我是不能完全赞同的,但我对陆仲安先生的佩服与感谢,却完全与林先生一样。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的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先生诊看,陆先生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去年幼渔的令弟隅卿患水鼓,肿至肚腹以上,西医已束手无法。后来头面都肿,两眼几不能睁开,他家里才去请陆先生去看,陆先生用参芪为主,逐渐增到参芪各十两,别的各味分量也不轻。不多日,肿渐消减,便溺里的蛋白质也没有了。不上百天,隅卿的病也好了,人也胖了。隅卿和我的病,颇引起西医的注意,现在已有人想把黄芪化验出来,看它的成分究竟是什么?何以有这样大的功效?如果化验的结果,能使世界的医学者渐渐了解中国医学药的真价值,这岂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吗?我看了林先生这幅‘秋室研经图’,心里想像将来的无数‘试验室研经图’,绘着许多医学者在化验室里,穿着漆布的围裙,拿着玻璃的管子,在那里做化学的分析,锅子里煮的中国药,桌子上翻开着:《本草》、《千金方》、《外台秘要》一类的古医书,我盼望陆先生和我都能看见这一日。胡适”
在五四运动过后不久,在很多人批判中医落后保守的时候,胡适先生的这篇短文,其意义是不同寻常的。尽管胡适开始的时候也是不相信中医的,但是他经过实践的检验,见证了中医的疗效,也客观地为大家留下了一段真实的史料,这是颇为难得的。尽管事后胡适先生对于中医的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但是胡适当时不但肯定了中医的疗效,而且希望将来能对中医进行“科学研究”,阐明其所以有效,或者发现中药里的有效成分,贡献于世界。胡先生当时没有见到的事情,今天正在实验室里如他所想象的那样普遍地开展着,只是研究思路、方法还不够先进,他所期望的“大贡献”还不多。
事过不久,根据出版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和《胡适的日记》记载,他在1922年11月15日左右,又生病了,而且这次的病情很象前年(即1920年的病)的病情,临床表现大致相同。所以,我们大致可以通过他自己这段时间的日记,来了解那次生病的情况。
胡适说:“病来了!十五(日)夜觉左脚酸痛,理书时竟不能久站;细看痛处在左脚踝骨里面,面上有点肿。睡时又觉两腿筋肉内酸痛。脚肿大像我前年起病时状况,故颇有点怕。11月16日:因脚肿,告假一天。11月17日:昨夜醒时口干,小便加多,也很像前年病中情况。出城访陆仲安,请他给我开一个方子。11月18日:病渐好,上课,办公。11月22日:上课。出城诊病,换一方,检药后,回家吃饭,已两点钟了。”
胡适因为这次的病“大像我前年起病时状况,故颇有点怕”,由此看来,前年的病不轻,而今年他一发病就按照以往的经验,不再到西医那里去检查、瞎折腾了,而是直接找到著名中医陆仲安,因为他知道“乱投医”没有好结果。陆先生不愧中医高手,只一服药下去,他的病就“渐好”,而且恢复了“上课”,也可以“办公”了。可见药证相符,效果不凡。而且是“可以重复”地验证了中医的疗效。胡适先生不愧是“少谈主义,多解决问题”的专家,务实的态度与普通大众并无二致。在这一点上,他比起梁启超后来的表现,可以说明智得多。
1925年,孙中山先生患肝癌,西医药治疗无效,鉴于陆仲安为胡适治病的名声,有人推荐让中医陆仲安去试试。但恐中山先生拒绝中医治疗,乃推举李石曾请胡适前去进言。一开始胡适托辞不就,后因众人挽救国父心切,他就前往孙中山的住处。据说,开始的时候中山先生婉拒,胡适劝他“不妨一试,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定。”这说明胡适先生对于中医怀有希望,对于陆仲安也是很信任的。但是,事过境迁,今天竟有人得出结论说,胡适先生碍于情面,劝孙中山让陆仲安诊病“不妨一试”,“这说明他对陆仲安并无信心”,得出这样的结论,完全是文章作者对于中医心存偏见,曲解历史。
当然,胡适先生对于中医的认识,也有一个反复过程,基本上是“肯定之否定”。也许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也许他根据科学西医后来的研究结论,认为肾炎和糖尿病是“终身疾病”,根本就“不可能完全治愈”,所以他很婉转地否定了中医的疗效。
1958年胡适在给余序洋的信中说:“其实我一生没有得过糖尿病,当然没有陆仲安治愈我的糖尿病的事。陆仲安是一位颇读古医方的中医,我同他相熟。曾见他治愈朋友的急性肾脏炎,药中黄芪四两,党参三两,白术八钱。(胡适原注:慢性肾脏炎是无法治的,急性肾脏炎,则西医也能治疗)。但我从没有听见陆仲安说他有治糖尿病的方子。造此谣言的中医,从不问我一声。也不问陆仲安,竟笔之于书,此事真使我愤怒! ”
在胡适的眼里,陆仲安所以可以信任,就是因为他“颇读古医方”,猜想他的诊疗活动是否有中医理论指导,那是未必会的。尽管当年初步诊断胡适有“心脏病”、“肾脏炎”的人都是西医(因为不可能是中医陆仲安),尽管当时西医治不好肾脏炎,但是,30年之后谈论这件事情,胡适唯恐人们误解了他的意思,急忙在括弧里加上“慢性肾脏炎是无法治的,急性肾脏炎,则西医也能治疗。”此种做法,已无当年“实事求是”的精神,颇能令人深思。
1961年8月初三,他在《复沈某》的信中说:“有人传说我曾患慢性肾脏炎,为中药治好,——其实都不足信。大概慢性肾脏炎至今似尚未有特效药。在三十多年前(即1920年),我曾有小病,有一位学西医的朋友,疑是慢性肾脏炎,后来始知此友的诊断不确。如果我患的真是此病,我不会有三四十年的活动能力了。我并未患过此病。贵友说我有秘方可以治此症,此说全无根据。”
事过30年,当时于第三年复发时,令胡适感到“颇有点怕”的疾病,竟然被胡适先生轻描淡写地说成了“我曾有小病”。人在老年的时候,也许对于往事已经看得开了,也许记忆被岁月磨蚀的不再那么清晰,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经过“历史检验”,他对于中医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因为他身在台湾,也许看中医不再方便,也许台湾没有陆仲安那样的中医,台湾的西医也不是当年大陆的水平了。所以,胡适对于中医的态度有了转变。
1961年胡适的秘书胡颂平,为了编他的年谱,问他是否在1920年服过陆仲安的中药,他说:“陆仲安是我的朋友,偶曾吃过他的药;但我没有害过糖尿病,也没有吃过糖尿病的药。”胡适先生事后的回答,竟然有些“讳莫如深”的味道,果然是“好了伤疤忘了痛”。
中医很多人都遭遇过类似的“事件”,只要是你宣布治好了一个西医看来难于治愈的病人,不管这个病人是哪一家西医大医院曾经确诊的患者,人们立即就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当初的诊断有错误吧?怎么可能呢?”这是事到如今仍然常有的事情,我们也不必责怪一生主张说实话的胡适,为什么晚年会对中医的态度有所改变。教导别人是一回事,自己如何“慎终如始”又是一码事。
胡适对于中医的态度是暧昧的,前后也有所不同。更多的人则倾向于批判中医,有的人甚至达到了丁文江那样的丧失理性,把“喝酒吃肉骂中医”(丁文江的对联:“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当作一种消遣。但是,他们自己在现实生活里,因为不信中医,不让中医救治,也吃了许多苦头,或者为此而丧命,其得、其失,值得后人深思。
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1902年负笈日本,1904年转赴英国。起初他在英国东部一个叫斯堡尔丁的乡镇中学就读二年,1906年考入剑桥大学。由于财力不济,半年后辍学,赴欧洲大陆游历。1908年到格拉斯哥,头一年在一所“专科学校”选课,学年结束时拟入伦敦大学医科,但应试未能遂愿,乃入格拉斯哥大学。他先主修动物学,副科为地质学,最后一年攻读的主科为地质学,副科为地理学,1911年从该校“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毕业”,同年4月乘船离开英国,取道西贡回国。5月10日抵达云南劳开,在云、贵、湘等地旅行历时二个多月,经武汉、上海返回到家乡。1913年,丁文江就任民国ZF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次年,北京大学地质门因招不到学生而停办,他借那里的图书、标本,由工商部举办了一个地质研究班,后称研究所,我国地质界初创时期的领导人物许多均出自此门。他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对于中医有偏见的代表人物。
台湾张起钧著《儒林逸话》,其中有《丁文江拒医丧命》一文,说:“丁先生终身不看中医,…… 好象要看中医,就失去了科学家的品格一样,不料这一点,后来竟成了送命的原因,原来他在二十四(五?)年到湖南去踏勘地质,突然病倒,病本不严重。但他在穷乡僻壤,不仅没有医院,也没有西医,大家只好给他请中医诊治了,不料他抵死不要,因此竟尔送了命。医药本是救命的方法,而他竟为了方法,不惜送命,可谓本末倒置。人家有殉道的、殉国的、殉教的,丁先生这算殉的什么呢?”
伊广谦先生撰文认为,台湾学者张起钧对于丁文江病死原委的论述,发人深思 。文章说,丁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但他对中医一直存有偏见。他终生不看中医,却不幸偏偏因此送命。祖述宪先生撰写了《关于丁文江之死及其不信中医》一文,对事件的具体经过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丁文江不信中医在此前,而不是导致他死亡的1936年。
胡适在《实用人生》中,收录了他纪念丁文江的一篇文章“丁在君这个人”,为我们了解丁文江提供了一些材料。文章说:“在君从小不喜欢吃海味,所以他一生不吃鱼翅鲍鱼海参。我常笑问他:这有什么科学的根据?他说不出来,但他终不破戒。但是他有一次在贵州内地旅行,到了一处地方,他和他的跟人都病倒了。本地没有西医,在君是绝对不信中医的,所以他无论如何不肯请中医诊治,他打电报到贵阳去请西医,必须等贵阳的医生赶到了他才肯吃药。医生还没有赶到,他的跟人已病死了,人都劝在君先服中药,他终不肯破戒。我知道他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正如他终身不肯拿ZF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借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
丁文江是一个坚决不信任中医的人,他不信任中医的原因,不是根据自己的经历,而是因为他所受的西化教育。
学习中医,应用中医,研究中医,发展中医。
梁先生的用意,可谓别具苦心。他的做法应该说是一种新型的“愚忠”,并且对于中医是一种严重的不公平。邓铁 ...
引用 14# | 曹东义 发表于 2015-11-14 06:32 PM

丁文江是一个坚决不信任中医的人,他不信任中医的原因,不是根据自己的经历,而是因为他所受的西化教育。
胡适先生对于丁文江西化得这样彻底,也是自愧弗如的。胡适说:“我常说,在君是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是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在这一点根本立场上,眼中人物真没有一个人能比上他。这也许是因为他十五岁就出洋,很早就受了英国人生活习惯的影响的缘故。他的生活最有规则:睡眠必须八小时,起居饮食最讲究卫生,在外面饭馆里吃饭必须用开水洗杯筷;他不喝酒,常用酒来洗筷子;夏天家中吃无皮的水果,必须在滚水里浸二十秒钟。他最恨奢侈,但他最注重生活的舒适和休息的重要,差不多每年总要寻一个歇夏的地方,很费事的布置他全家去避暑;这是大半为他的多病的夫人安排的,但自己也必须去住一个月以上;他的弟弟,侄儿,内侄女,都往往同去,有时还邀朋友去同住。他绝对服从医生的劝告:他早年有脚痒病,医生说赤脚最有效,他就终身穿有多孔的皮鞋,在家常赤脚,在熟朋友家中也常脱袜子,光着脚谈天,所以他自称‘赤脚大仙’。他吸雪前烟有二十年了,前年他脚指有点发麻,医生劝他戒烟,他立刻就戒烟绝了。这种生活习惯都是科学化的习惯;别人偶一为之,不久就感觉不方便,或怕人讥笑,就抛弃了。在君终身奉行,从不顾社会的骇怪。他的立身行己,也都是科学化的,代表欧化的最高层。”
在胡适先生的描述里,我们知道了丁文江“他不喝酒,常用酒来洗筷子”。但是,他的对联“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看来说的也不是他自己干的勾当,而是一些社会“闲散人等”所为。这就更可怕了。难道社会上,真有这样一股反中医的势力存在吗?是什么人敢于这样如此大胆,竟敢玷污一个为了中华民族的健康事业,而辛勤奋斗的社会职业呢?
丁文江先生是一个特殊的人,他只有皮肤外表没有办法换成欧式的之外,在思想、灵魂深处,已经完全自觉地按照西方标准去做了。当然,作为一个科学家,作为一个普通人,他也有许多令人可爱的地方。
胡适说:“在君的为人是最可敬爱,最可亲爱的。他的奇怪的眼光,他的虬起的德国威廉皇帝式的胡子,都使小孩子和女人见了害怕。他对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的上边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怪可嫌的!我曾对他说:‘从前史书上说阮籍能作青白眼,我向来不懂得;自从认得了你,我方明白了“白眼对人”是怎样一回事!’他听了大笑。其实同他熟了,我们都只觉得他是一个最和蔼慈祥的人。他自己没有儿女,所以他最喜欢小孩子,最爱同小孩子玩,有时候他伏在地上作马给他们骑。他对朋友最热心,待朋友如同自己的弟兄儿女一样。”
这样一个有爱心的人,为什么对于同样是“仁心仁术”的中医,有如此深的成见?有如此大的仇恨?
丁文江就是这样一个崇尚新潮的人,他的朋友傅斯年却说他“真是一位理学大儒”。这当然不是丁文江所期待的赞扬,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绝妙的讽刺,或者就属于谩骂。因此,胡适先生说:“在君如果死而有知,他读了这句赞语定要大生气的!他幼年时代也曾读过宋明理学书,但他早年出洋以后,最得力的是达尔文、赫胥黎一流科学家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训练。”丁文江自己早就脱胎换骨了,尽管早年读过儒学著作,死后岂能再称为“理学大儒”?丁文江假如真的地下有知,一定认为这简直就是骂他。
丁文江在著名的“科玄论战”中曾说:“科学……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甚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单简,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的透彻,又岂是枯坐谈禅妄言玄理的人所能梦见?(见《努力》第四十九期,《玄学与科学》)”
胡适认为:“这一段很美的文字,最可以代表在君理想中的科学训练的人生观。他最不相信中国有所谓‘精神文明’,更不佩服张君励先生说的‘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在1923年4月,丁文江发起与张君励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他主张“科学万能”,他说:“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
就是这样一个推崇“科学万能”的科学家,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遭遇到了“极不科学的救治”:
丁文江于1935年12月2日夜自南京抵长沙,视察粤汉铁路沿线的煤矿和学校;5、6日登衡山勘测,7日赴谭家山勘矿,走下斜深170公尺的矿井,“热到衣服全湿了,出到洞口,天气极冷,……那天就伤风了”。8日至衡阳,当晚住在粤汉路株韶段路局宾馆。“室甚小,装有壁炉,生煤火”;晚9时,“丁先生入室后,即将窗门严闭,服珂达令安眠药一片,即熄灯就寝”。次晨发现他呼吸急促、昏迷不醒,遂请路局的陈医生诊治。诊断为煤气中毒,为他注射“强心及呼吸刺激剂”,并且“医生三人轮流施行人工呼吸,历五小时半,未见清醒”,乃于午后送入衡阳的仁济医院救治。9日夜,长沙湘雅医院内科主任杨济时医师前去衡阳会诊,检查发现病人仍昏迷、面色紫红、呼吸深促、瞳孔反应甚微;口腔置有扩张器,下门牙已去二;并且有“四肢痉挛,尤以右侧为甚,右踝呈阵挛反应”。治疗给予静脉注射葡萄糖液,同时肛门注射大量水分。11日凌晨清醒过来,病情好转。12日杨医师暂时离去,由中央医院戚寿南、粤汉路局陈宜诚和仁济医院包乐第(美国人)等医师诊视。14日,杨济时再次诊察时,发现左前胸乳头外侧肿起,约银元大小,扪之剧痛,因此于15日转往湘雅医院。此后病情曾一度好转,但23日出现高热、胸痛加剧,左胸穿刺出淡红色脓液,诊断为脓胸。是晚乃延请湘雅外科主任顾仁 (P. Greene) 医师诊视,抽出大量脓液。24日右上肢痉挛加剧、失语和大小便失禁;27日“神志不甚清晰”。28日由顾仁施行手术,发现第5肋骨骨折,吸出脓液,放置引流管;涂片和培养发现肺炎双球菌。29、30日热退;此时协和医院外科主任娄克思(H. Loucks)医师飞抵长沙会诊,根据临床表现,认为除煤气中毒、脓胸外,尚有脑血管出血或血栓形成征象。此后病情逐渐恶化,于1936年1月5日下午5时30分逝世。遗体解剖发现脑部血管硬化、脑中枢淤斑出血。
胡适先生评论说:“衡阳医生的糊涂鲁莽,长沙的医生忽略,都是我们信仰新医学的人应该牢牢记着的教训。这个教训是我们信仰、提倡新医学的人应该作更大的努力,不但要注意设备的最新最完善,特别要注意医学校的教育和训练,要更严格的训练医学生,更加深他们的科学态度与习惯,要加强他们的责任心与一丝一毫不可忽略苟且的科学精神。——仅仅信仰西医是不够的!”
胡适先生的评论尽管“不客气”了一些,那个时候的医学可能根本不像信仰他的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就如同鲁迅当年对于中医治疗他父亲的疾病效果不满意一样,西医也经常遇到非常棘手的问题。鲁迅在《父亲的病》里写到:“中西的思想确乎有一点不同。听说中国的孝子们,一到将要‘罪孽深重祸延父母’的时候,就买几斤人参,煎汤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几天气,即使半天也好。我的一位教医学的先生却教给我医生的职务道: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但这先生自然是西医。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
1936年10月,在丁文江死后不久,鲁迅先生也走到了人生的最后关头,许广平女士在《最后的一天》里写到:“今年的一整个夏天,正是鲁迅先生被病缠绕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光。许多爱护他的人,都为了这个消息着急。然而病状有些好起来了。在那个时候,他说出一个梦:‘他走出去,看见两旁埋伏着两个人,打算给他攻击。他想:你们要当着我生病的时候攻击我吗?不要紧!我身边还有匕首呢,投出去,掷在敌人身上。’梦后不久,病便减轻了。一切恶的征候都逐渐消灭了。”
好梦带来的好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1936年10月18日凌晨2点钟还好好的鲁迅先生,“三时半,见他坐起来,我也坐起来。细察他呼吸有些异常,似气喘初发的样子,后来继以咳呛,咳嗽困难,兼之气喘更加厉害。他告诉我:‘两点起来过就觉睡眠不好,做恶梦。’那时正在深夜,请医生是不方便的,而且这回气喘是第三次了,也不觉得比前二次厉害。为了减轻痛苦起见,我把自己购置在家里的‘忽苏尔’气喘药拿出来看:说明书上病肺的也可以服,心脏性气喘也可以服。并且说明急病每隔一二时可连服三次,所以三点四十分,我给他服药一包,至五点四十分,服第三次药,但病态并不见减轻。从三时半病势急变起,他就不能安寝,连斜靠休息也不可能。终夜屈曲着身子,双手抱腿而坐。那种苦状,我看了难过极了。在精神上虽然我分担他的痛苦,但在肉体上,是他独自担受一切的磨难。他的心脏跳动得很快,咚咚的声响,我在旁边也听得十分清澈。那时天正在放亮,我见他拿左手按右手的脉门。跳得太快了,他是晓得的。”
鲁迅先生这一回病得不轻,但是他深知就医不容易,“他叫我早上七点钟去托内山先生打电话请医生。我等到六点钟就匆匆的盥洗起来,六点半左右就预备去。他坐到写字桌前,要了纸笔,戴起眼镜预备写便条。我见他气喘太苦了,我要求不要写了,由我亲口托请内山先生好了,他不答应。无论什么事他都不肯马虎的,就是在最困苦的关头,他也支撑起来,仍旧执笔,但是写不成字,勉强写起来,每个字改正又改正,写至中途,我又要求不要写了,其余的由我口说好了。他听了很不高兴,放下笔,叹一口气,又拿起笔来续写,许久才凑成了那条子。那最后执笔的可珍贵的遗墨,现时由他的最好的老友留作纪念了。”
鲁迅先生对于医生是非常尊重的,他信任医生,当然这医生必须是西医。但是,当时看西医的确不是那么方便,“清晨书店还没有开门,(许广平)走到内山先生的寓所前,先生已走出来了,匆匆地托了他打电话,我就急急地回家了,不久内山先生也亲自到来,亲手给他药吃,并且替他按摩背脊很久。他告诉内山先生说苦得很,我们听了都非常难受。须藤医生来了,给他注射。那时双足冰冷,医生命给他热水袋暖脚,再包裹起来。两手指甲发紫色,大约是血压变态的缘故。我见医生很注意看他的手指,心想这回是很不平常而更严重了。但仍然坐在写字桌前椅子上。 后来换到躺椅上坐。”
鲁迅先生就这样,又开始了最后一天的生活,尽管忍着巨大的病痛。
“在躺椅上仍旧不能靠下来,我拿一张小桌子垫起枕头给他伏着,还是在那里喘息。医生又给他注射,但病状并不减轻,后来躺到床上了。中午吃了大半杯牛奶,一直在那里喘息不止,见了医生似乎也在诉苦。六点钟左右看护妇来了,给他注射和吸入酸素、氧气。”
反复的注射、吸氧,仍然不能解决鲁迅的喘促,他此时此刻是否想到了自己的父亲?“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现在又有谁能够帮助鲁迅先生呢?他太需要医疗救助了。
许广平女士继续写道:“ 喘息一直使他苦恼,连说话也不方便。看护和我在旁照料,给他揩汗。腿以上不时地出汗,腿以下是冰冷的。用两个热水袋温他。每隔两小时注强心针,另外吸入氧气。十二点那一次注射后,我怕看护熬一夜受不住,我叫她困一下,到两点钟注射时叫醒她。这时由我看护他,给他揩汗。不过汗有些粘冷,不像平常。揩他手,他就紧握我的手,而且好几次如此,陪在旁边,他就说:‘时候不早了,你也可以睡了。’我说:‘我不瞌睡。’为了使他满意,我就对面地斜靠在床脚上。好几次,他抬起头来看我,我也照样看他,有时我还陪笑地告诉他病似乎轻松些了。但他不说什么又躺下了。也许是这时他有什么预感吗?他没有说。我是没有想到问。后来连揩手汗时,他紧握我的手,我也没有勇气紧握回他了,我怕刺激他难过,我装做不知道,轻轻地放松他的手,给他盖好棉被。后来回想:我不知道,应不应该也紧握他的手,甚至紧紧地拥抱住他。在死神的手里把我的敬爱的人夺回来。如今是迟了!死神奏凯歌了。我那追不回的后悔呀。”
鲁迅先生走了,带着亲人的遗憾,带着人们无尽的哀思。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满意自己的医疗过程,但是70年之后,周海婴先生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以“父亲之死是我心头迷雾”表达了自己的不甘心。他认为鲁迅死得很奇怪,鲁迅信任的日本西医须藤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这个“在乡军人”团体,其性质是支持侵略中国的,须藤对于鲁迅之死即使没有别有用心,其处置不当,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知道,鲁迅死的前一天还出门看过朋友。1949年10月周建人曾在《人民日报》著文,质疑须藤的医疗。当时,没有特效抗痨药,在中医的手里,未必没有效果。山西灵石县老中医李可先生,他用“破格救心汤”在鲁迅死后50年,救活了很多类似的病人。当然,这是后话,历史不能假设。鲁迅对于须藤此前建议他去日本医疗之事,当时鲁迅很肯定地回答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我们也不知道,鲁迅死前他对于中医的看法改变了吗?十几年前,他怎能借一个具体的病例,把整个中医说成是“有意无意的骗子”呢?
在那个时代,我们不知道上海的医疗情况到底如何,不过通过许广平女士的描述,我们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当然,1940年蔡元培先生在香港走完他生命旅程的最后两天里,也是让人不忍卒读的,尽管香港比上海的医疗条件要好许多。
在那个年代,许多文人名士看不起中医,但是,这大多是私下里的“个人行为”,至于能够写出文章来,敢用真名实姓与中医过不去的人,如傅斯年者应该属于极少数的吧。
学习中医,应用中医,研究中医,发展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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